、牛栏的管理同样是一团糟。草场虽多，干草却总是不够用，因此，初春时分把牲畜赶到野外去时，它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奶制品根本谈不上。每天早上派人到牛栏去为主人取牛奶，只要一年四季不缺奶油吃，大家便心满意足。这是一段使仆婢们后来久久不能忘怀的幸福时刻。

母亲对她自已经营的一切产业都有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在打场期间，她整天呆在场上，亲自监工，要人当着她的面量好扬净的谷物，然后当着她的面把量好的谷物倒进粮仓。她还设立了收支帐簿，每年要盘点两、三次库存。她已经不是笼统地说她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而是直接的说打了多少担①粮食，她打算卖掉多少担。

①原文为俄石。一俄石约台我国两百多。

其次，她注意到月粮制度。她不敢立刻取消它，因为这个老规矩到处还在通行，但是她将这一办法大大加以缩减。最主要的缩减办法是：有几家家奴原来用主人的饲料喂养两、三头母牛和几只绵羊，她一下子把牛减为一头，羊减到两只，超过这个数目的牛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没收，把它们赶到主人的牲口棚里去。

总之，事事都订立了前所未闻的新规矩。家奴们惊慌万状，以至在头两、三天里简直可以感觉出在他们中间起了骚动。父亲本人不赞成这些新办法。他过惯了平静的生活，习惯于大家相安无事，没有人怨天尤人，没有人牢骚满腹，可是现在，每天要进行审判、侦讯、清算。他特别不满的，是母亲撤换了从前的村长和女管家。他甚至试图替他们说情，但是象往常一样，他一开口便犹犹豫豫、有气无力，因此，年青的女主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坚持住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这些努力，一两年后红果庄已经开始有了现款收入。

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家里的人口也一年年增多起来。

结婚十二年以后，二十年代下半期，她已经有了八个孩子（那时我刚刚出世），她开始认真地考虑，该怎样安顿这一大群小把戏。家里请了几个女家庭教师；大姐已经满十一岁，大哥十岁；得送他们到莫斯科去住收费的官立学堂。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为了使收支平衡，母亲便年复一年地扩大着红果庄的经营范围，开垦荒地，增辟草场，一句话，她从农奴劳动中榨取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油水。但是农奴劳动不可能漫无止境地加强，父亲原有的三百六十名农奴，无论怎样压榨，终归还只是三百六十名农奴。

从这时起，一种拼命省衣缩食的狂热浸透了母亲的身心，甚至后来，我们家已经可以称得上富裕人家的时候，这种狂热也没有消退。在这种狂热的支配之下，每一块面包都要精打细算，每一张吃闲饭的嘴都是可恨的嘴。她特别憎恨“好姑姑好姐姐”把她们看做一种败家的慢性瘟疫。

姑姑们完全服帖了。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她们在基督变容节前夕来到红果庄，到四月底，河里刚刚开始涨水、有了勉强可以通行的道路的时候，便回拐角村去。但无论是在那边还是在这里，她们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可怜。

在拐角村，主人住的宅子几乎快要倒塌，要修又没有钱。屋顶漏雨；房间里的墙壁上满是一条条漏水的痕迹，地板金松动了；风从窗户甚至从墙缝里钻进来。两位女主人以前从没有管过这个庄园；她们压根儿不曾想到，有朝一日倒了楣，还得来住这种破房子。

拐角村的产业，象她们当权时的红果庄一样，经营得也是乱七八糟，而在她们归来以后，越发弄得一塌糊涂。

她们不仅没有任何经营产业的打算，而且还性格乖戾，刁钻古怪，连最忠心的仆人都给弄得忍无可忍。拐角村庄园是属于特别乖张的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名下的。

她回来过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便急于设法补偿自己在冬季里受到的委屈。她成天净想些淘气的把戏。时而用嚼碎的面包在墙壁和窗户上画十字；时而挑块最不牢实的地板，冒着摔坏身子的危险，在上面跳来跳去；时而在房间当中摆个读经台，端着点燃的蜡烛，围着读经台绕圈子，把自己想象成新娘子，向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送飞吻。有一回，她甚至用煤炭绪贤妻奥列加大公夫人①的像画上胡子，给圣涅斯托尔画像的额头上画了一只角②。妹妹和仆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生怕她放火烧掉庄园，或者她自己有个三长两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