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点，得一笔笔仔细记账。难道只有代役金好收吗？这样好的庄地，只要肯下功夫，其它的进项是不会少的。可以向买卖人征税，自己开铺子，开骡马店，开客栈…。只有一桩不好：田庄上的土地很分散，和另外两个地主的庄地，大齿交错，人家的庄稼汉们，由于缺乏管理，散漫惯了，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才能适应新来的女地主的要求。不过，这倒给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进行谈话，协商；有的事得心应手，有的事得上法院解决。事事都得考虑，都得费口舌。母亲也开始并不怎么恐惧地想到要进行诉讼了。

头三年，她只是抽空到后沼镇走走。在那边住个把两个月，又回红果庄。但是她心里越来越想把后沼镇变成过冬的驻地。冬季里，红果庄根本无事可干。这时只需打打谷子（有时一直打到谢肉节前夕），但这件活儿交给村长费陀特顺便管管就成。主人家的事是可以绝对信任他的。再说，主人住的宅予也过于宽敞、空旷（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到莫斯科上公立学校去了），要烧暖这偌大的宅第需要费许多木柴。剩下的事是说服父亲，但母亲已经习惯于家庭的争吵，对此也就满不在乎。老头子准会大吵大闹，可是只要她坚持己见，准能成功。至于象老鼠似的躲在楼上耳房里——的两位好姐姐，她根本没把她们放在心上。

“好姑姑好姐姐”的命运就此宣告完结。主意已定：过了圣母节，根据头一批打好的谷子数量便可确定秋播与春播作物的总产量，立即阖家迁往后沼镇。家奴们，一部分带过去，一部分安顿在红果庄庄园的侧屋里，然后把主人住宅的大门钉上木条子封起来。

出人意外，父亲并不怎么反对便接受了这个决定。后沼镇的教堂有三位神甫和两位助祭，那边每天做弥撒，节日里甚至一天做两次，一次早弥撒，一次晚弥撒，而且晚弥撒是全体神职人员参加的大弥撒，这一切迷住了父亲。

母亲亲自写信把这个决定通知两位好姐姐。“为了管理我们的庄地，我们必须这样办，”她写道“你们也不要认为，离开了骨肉之亲你们便没法过冬。只要在你们的房子上加一层麦秸，用树枝压住，你们便可以住得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了。如果你们觉得寂寞，请赏光到后沼镇舍下喝茶。不过五里之遥——坐上马车，一眨眼就到了…”

十二月中，拐角村的村长奥西普来后沼镇求见母亲。

“我们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小姐不好了，”他向她报告。

“她怎么样？”

“她屋子里冷得要命…兴许是得了感冒。”

“我不是写信告诉过她，叫她把房屋外头加一层麦秸吗…”

“麦秸顶啥事：木头墙全烂了…屋里头比露天还冷。”

“这关我什么事？你干吗找我？难道是我叫你们的房子烂掉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报告一声…兔得日后怪我不负责任…”

“她病倒了吗？”

“眼下还能走动…咳得要命。老干咳，老干咳，那声音真是怎么也说不来…还喊腰疼…”

“我有什么办法？…上帝是仁慈的，会好的。要是实在不行，就请个大夫给她瞧瞧吧。”

村长带着这个答复走了。不过母亲曾好几次心血来潮，吩咐套车去探望好姐姐，但临了总是挥挥手又算了。

圣诞节期间，村长又跑来报告说，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快断气了。那时我在莫斯科上学，每逢寒假便把我接回后沼镇。母亲匆匆收拾一番，同父亲一起带着我奔拐角村而去。

姑姑家的住房的确破烂不堪。它建立在光秃秃的高地上，四周包着结了冰的麦秸，宅旁连一丛挡风的小树也没有。我们下了有篷的雪橇，跨进前室，一股寒气立刻向我们袭来。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出来迎接我们，她裹着厚厚的棉袍，戴着风帽，穿着毡靴。她憔悴了，一脸荏弱无力的呆滞表情。她见到我们，机械地挥着手，好象在说：轻点儿！轻点儿！年迈的安努什卡站在她背后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