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土地，渗地下，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而且，我喜草，晒晒太，未尝不是享受。

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里，每个周末都是草的日。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了一个小瓶。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晃过来："好辛苦啊！"

我开始浇。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在我来到这"讨厌的"、"一板一"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上的红砖变成黑酱，鞋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还有半边行车的大路。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泥.正在建不知属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楼空地由住共同使用"吗？

海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所以蒜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小睛的人！"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外边的人行罢了；我知，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和打铁机每天激炸着金属相撞敲打的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邻每晚发缠绵而不可人的声，门上已经挂""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不要到隔去玩——"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的耳。偶尔，警察因为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蒲公英的生得很，不来。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用的您们要到哪一天？您看，有这除草药，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混在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上。

放在心上？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座，先吃面、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供着死者照片的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士、唱着佛的和尚、着唢呐的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还有那受雇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边唱边扭腰…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看见黄的野星星似地缀着路面，我领悟到，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里的倒壶里搅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有人要办丧事了。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求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