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箱；北京人打开箱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拿来应付生活的工不一样，工箱可还是那一个。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丢了他的车，生计上陷困难——你能不吵吗？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别。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就看不见脸红脖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

北京人大概有一打开工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其实就知箱里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如果说这就是群个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因为你能更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光，更鲜明地受一个都市的格。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刻的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的城市，然后从云往北京纵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张。他对箱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换几样零件，不兴时对着箱踢上几脚也赔不上家命，工箱基本上够用，日也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