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1983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不清楚也不想去收听了。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可供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营营苟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但与谷大的邂逅，毕竟牵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的君意趣。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吧。

"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文本增，倒可能令那些只喜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应当从这样的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1988年我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机构工作的人暂住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觉到如果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呢？"在那时经常是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回顾这24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时过境迁，世态炎凉，这些词语我们用滥了，但真正锥心地会到这些字里的人生况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太迟钝，倒也许是太聪明了。文学史家称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那个阶段里，对推动那时的文学复苏、发展贡献的新闻界人士是颇多的。我记得的就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甄庆如（现在他使用甄诚的笔名），他有时一天里向海外发数篇关于中国文学复兴的报德，像金的言论、艾青的新诗、丁玲的复、王蒙等的改正、中国作协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项、劫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的访，等等，这些消息都上被港、台及世界各的华文报纸抢着采用。还有新华社的女记者郭玲，她写报总愿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还写了不少有度的专访。电台方面的人士也绝非谷文娟一个。我知的就还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里，播了不少的新小说，我的《情的位置》、《穿米黄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组织的，他能请到像董行佶那样的能以声音塑造人的艺术家来担纲朗诵，使这些小说在群众中的布更如清溪般畅快致远。那时候绝无"红包"现象，也还没有"炒作"一说，这些人士尽全力宣传新作品新作家是于度的工作责任心，更是于由衷的呵护情，他们使许多我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自己却名利双无。随着岁月推移，他们与红火的"知名作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后来很少有人再忆念这些人这些事。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谈，我提起了这几个人，有的不知也不想知他们是谁，这倒不算什么，可是就有知的讲起其中某某的轶事趣闻，涉及私生活，多为尴尬事，边说边笑，大为不屑。即便其所说的全非谣言，也无伤大雅，但自己名利双收，周游列国，甚或还有了官职荣衔，对人家"不过还是那么个角"，甚或改换为更不起的角，持此态度，毋乃有失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