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同学，原来是近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文章，并且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的一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刻的悟。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了我的缺和弱，但有一个优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年“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神上很充实。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于并不重要的路的通民警…及至于以拣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儿老太太。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烈而持久的。

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每次的测验、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签式面试，我到的题签是一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要求。理老师瞪圆了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使我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最大程度的努力。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一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但是中毕业以后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在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四川音，还能以极够味儿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烟粱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会到“老北京”的特殊心境。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