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写到的贾政和贾宝玉的冲突，常被论家定为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这诚然是一很有理的辨析，但其实贾宝玉何尝有“弑父弑君”之想？他自己又何尝有明确的“

如今我憬悟，这是没有办法，而且用不着想办法，不该去想办法的事——我的上，着父亲传给我的血，当然，那也是我祖父通过他再传给我的。

反封建”理？近年已有论家著文，说贾宝玉是个浪漫诗人，他要生活在诗境里，所以不断和现实发生矛盾。他的与蒋玉菡厚，与金钏儿调情，都并非是针对君、父的，他那“下痴病”纵使发展到极端，也不至于去参加农民起义军，掀翻王朝和贵族府第。他的“不肖”在偶然事态的引发下，使得贾政恨不能把他“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但事过境迁，虽然父间的心灵取向仍然不同乃至愈加分歧，贾政也并不持“必除之而后快”第三十三回写了“不肖大承笞挞”到第七十八回，却又有“老学士闲征词”：贾政要宝玉写一首诗歌颂抵御“寇”的林四娘，宝玉不但遵从，还积极到主动写“长篇一首”的地步，而贾政此时对宝玉的看法，已修正为：“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污了祖宗。”作为人际链环中直接相衔的两环，他们不如何冲突，到来，也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曹雪芹原来

我不知祖父如果看得到今日的我，他会有何观。父亲没有等到我大踏步走文坛，就过世了，他其实并不一定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想起来常常发愣，为什么父间的冲突，即使在最亲和的家中，也往往不能避免？

亲之，也不仅有“不成钢”之恨，还有许许多多超过语言文字表达限度的复杂因素。那真是说不清不明的。

我不是宗教徒。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觉得有一个至无上的上帝在我们的和灵魂之上，而我们都面对着他，因此要对他负责。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浸，使大多数西方人觉得在人与人之上有一个上帝，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代间的差异冲突和个生命与上帝的差异和冲突相比，因有质的不同，所以简直微不足。人与人的关系是面对上帝的平行线。我们中国人，尤其汉族人，其绝大多数人，人与人之间是亲族的链环关系，一个人，只是这链中的一环。比如我，我没有上帝，我只能这样来确定我的位置：我是我祖父祖母的孙、父母的儿、妻的丈夫、儿的父亲，以及谁谁谁的朋友、谁谁谁的对、谁谁谁的邻居，等等。我需对以上人际关系负责。现在我非常理解孔夫提的“仁”这个字拆开了就是“二人”是的，儒家学说的髓就是让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没有单独的个人价值，我们个人的价值是建筑在起码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上的。而在我们所置的人际链环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谁的后代？我们是否令他们满意？

我是祖父刘云门、父亲刘天演的一个天然遗传。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经历了许多次有时是很激烈的代间冲突。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因为德观，因为兴趣好分，因为认识分歧，因为情波动，因为格的变异，因为无端的烦躁，因为单向或双向的误解，以及什么也不因为…有时是被时代、社会的大所推动，有时迫于境，有时完全是主动击，有时似乎非常清醒，有时实在是浑浑噩噩，有时始于理而终于非理…代间的冲突酿成了一悲喜正闹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