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必得越自己的所在的那个层面，去朋友。就是作家，他可以为写一个表现“下层”的作品而去生活，结识一些平百姓，却也不一定都要成生活中的朋友。所以，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一没有炫耀自己怎么“保持平民本”或隐否定别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记得1993年我给《中华儿女》写了篇谈自己现状的文章，编辑突了我“为了尊严，我不下海”的话，结果就有人来问：“难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严吗？”其实我只是说我自己，并不涉及别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依靠写

作，尚能维持一有尊严的雅致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现在我写到这里，也只不过是承认，我确了些市井朋友，这未必是我的什么优，我的创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这只不过是提供一絮，让关心我的读者朋友，多了解我的一个侧面罢了。

要保持和这些朋友的恒久关系，也不是那样容易的。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这些事又往往跟他们所忙的事不在一个社会层面上，叉太少。所以，有的这样的朋友，我总不去找他，就渐渐疏远了(虽并不淡忘)。比如前些时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这样的朋友，发现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来是些破破烂烂的平房，现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崭新的居民楼，我到居委会去打听，人家说原拆迁只有3/10回住此，其余的分散到五六个新居民上去了，哪儿查得！我只好怅怅而还。当然，我为那位朋友兴，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或者会有人问：你们不见面时，就不通信么？不打电话么？是的，我和这样的朋友，从不通信，他们也极少和我打电话。你看，如果我搬了家或他搬了家，我们也就很可能失去联系。你如追问：你们这样往，算得上朋友么？那我要告诉你，相互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朋友，往往是这样的，在文化人之间，也如是，倘失去了联系，心里还是忘不了的。偶尔回忆起来，友情滋味是不减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乐，是难以譬喻的。

骑车去野地里，寻找野趣，这是我和一两位平民朋友的共同好。但现在野地已萎缩得所剩无几了。1992年我们还曾在三环路外找到个野撂着的废窑坑，坑边长着不少芦苇，还有些蒲草长在中，我喜芦苇和蒲草，他们就帮我采。其中一位为了蒲草，索脱光了去。那窑坑是漏斗形底，积里长满了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还被草缠住了脚，吓得我们在岸上大喊大叫。但他终于浮了上来，摆脱了草纠缠，还为我下了若多少钱也买不到的蒲草。我还注意到，一般来说，文化人的肢语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势，而我的这些平民朋友，他们的肢语言却常常表现在颈的摇动上。我就很喜我的一位壮汉朋友，说到兴致，把他那颗大豪迈地一摆的模样。总而言之“读”作家朋友，自然乐趣全在读其文章，而“读”平民朋友，那乐趣往往在有声的话语之外，在其生动的肢语言之中。比如我一位当过消防队员的朋友，他说到不平事，或仅仅是听到我说起委屈，便每隔几分钟重系一次腰带，每次臂肌都块块饱胀，他言简语罕，这肢符码的表达，却意丰富。

泡在这类场所，消耗他们的生命，更不禁连连喟叹。同样，某些大款，从豪华轿车上下来，五星级大饭店，动辄就开瓶“路易十三X·O”他们也死不理解，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怎么就没一件像样的家，却到撂着些“破书烂纸”！

夏日，在街巷尾的路灯下，蹲坐着些甩扑克的人群，这情景，许多份比他们的人，是都见到过的，如果发现我也兴致地混迹其中，那当然会讶怪。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邻居，还曾在层居民楼的电梯过里，摆开小炕桌，坐着小扎儿，打过一宿的麻将。小输小赢，科打诨，让过堂风得悠哉游哉的，那情景儿，恐怕“儒林”里能知的，就不多了。在那里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宽敞，二是楼灯与电梯的用电，都不与各住电表相。你怎么鄙夷就怎么鄙夷吧，反正我跟他们在一起，到是在一无大恶亦无大善的自然状态中，这状态很适合我，能调剂我有时为沉重的思绪得无比焦虑的心情。

友情是一微妙的觉，朋友之称实不应谬安。什么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无平与不平之分。一条溪清清长长淌，穿越世事，不计岁月，满盈着善意，这便是友谊的象征。

当然，若要以真正，能相互理解相互补阙而之欣欣然为标准，则我的所谓平民朋友，说到底也并没几个。

一位平民朋友有一天认真地对我说：“总听你说，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好像你就那么趁(意为拥有很多)朋友。走着瞧吧，等你崴了的时候，你再转脑袋瓜看看，你究竟有几个朋友！”崴了的时候我转脑袋看了，圈内的所谓朋友，少了许多，而平民朋友，大都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