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笨拙的，但很真实。

这个狗日的！

我心里有光

蒋关仁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一低，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最。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个，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慢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竹条打我，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蒋关仁老师搬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方式把我的老师请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的记忆就是这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多数同学和老师欺辱的苦，也一再品到了被个别老师的甜。

父亲对红房刻骨而经久的疑惧和抗争，让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这是一扇现实之外的门，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学地的门。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没有这两个太、天使，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这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生在元月，但在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是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的重量。

是在课堂上！

来自两个有别的太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日—12日，二是1981年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侮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从窗里飘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里，我下意识地缩了脖，起想去关窗，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吗。我说雪飘了我脖，我想关窗。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上了两大黑帽还怕冷啊。

3。那年那月那三天

我不知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不过，我知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喜庆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夏季一，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两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爹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至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回来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两颜：红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大黑帽，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全家人都直不起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