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当时十五岁，还在上高中。她是一个全优生，她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前途似乎很美好。”

“我妻子想说的是，”路德说“那年夏天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两个人——安排了去欧洲。和我们路德教会里的其他人一起到圣地去的一次宗教朝圣旅行。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不在家的时候，让凯伦到夏令营去。我们对自己说到乡村住一段时间对她有好处，我们的女儿辛西娅两年前也到那同一个夏令营去过。”

“其实，”亨丽爱塔说“我们考虑的主要是自己，不是凯伦。”

她丈夫接着说下去，好象他的话没有被打断过似的。“可是凯伦不想去夏令营。她正在交一个男朋友，他不准备离开城市。凯伦想留在家里过夏天和他离得近些。但是辛西娅已经走了，那样凯伦就会一个人在家了。”

“凯伦吵了好几次，”亨丽爱塔说。“她说剩一个人没关系，至于那男孩子，我们可以对她放心。她甚至说有一种预感，如果她依我们的意思去了，可能要出什么事。我从来没忘记这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

尼姆自己的经历使他体会到这幅正在被描述的景象：身为年轻父母的斯隆夫妇、刚度完童年的凯伦以及倔强的和互相冲突的意志——当时三个人和现在都大不相同。

路德又一次接过了话题，话说的很快，仿佛急于要讲完似的。“结果是我们家里干了一架——我们两个一边，凯伦另一边。我们坚持要地去夏令营，最后她去了。她在那里，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一场小儿麻痹症蔓延了。凯伦倒了霉。”

“要是她待在家里，”亨丽爱塔又说开了“象她希望的那样…”

她丈夫打断了她的话：“够了！我肯定哥尔德曼先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明白了，”尼姆轻声说。“我想我明白了。”他想起了在沃利·塔尔伯特触电以后，凯伦写给他的诗。

“假如”这个或那个在某一天某一日错过了一小时或一英寸；或是一件疏忽了的事做到了，或是一件做了的事被疏忽！“假如”这个或那个在某一天某一日错过了一小时或一英寸；或是一件疏忽了的事做到了，或是一件做了的事被疏忽！

他现在更加理解了。然后，好象觉得该说点什么但又不能肯定说什么好，他补充说：“我看你们不该为了客观情况责备你们自己…”

路德使了一个眼色，又说：“别说吧，哥尔德曼先生。”尼姆沉默了下来，他认识到了他应该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了的事情：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了，这些道理早就讲过，并且被断然拒绝了。没有办法，从来没有任何办法能减轻一丝一毫这两位老人所背着的沉重的包袱。

“亨丽爱塔说得对，”路德说。“我确实和她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两人都要带着这个罪进坟墓了。”

他妻子又说：“这样你懂我的意思了吧，我说不管我们做什么——包括挣钱给凯伦买辆车——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不是微不足道的，”尼姆说。“即便那些是真的，这也远远超过了那个。”

他们从公寓门厅走到了外面的街上。尼姆的车停在几码以外。

“谢谢你们告诉我以前的事，”他说。“车子的事我去想想办法，尽量快一些。”

正如尼姆所预见到的，凯伦的诗两天后又来了。

小时候你在人行道上跑过吗？玩那个躲裂缝的游戏？或者，长大以后，想象中站立在细缝上，在绷索上走动，害怕，偏偏又企求，堕落造成的灾难？

我是说“灾难”吗？乖谬的字眼！因为有一些堕落和惩罚并非全然是灾难性的，而伴有大量的欢乐和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