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维特学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的榜样，等自己一有自立的能力，便离开家，一去不复返。她不知她家里人现在在哪里，也不知她的父母是否死了，但她告诉自己她本无所谓。可是，她纳闷她的父母，或者哥哥和会不会听到或读到她死去的消息，即使知，他们又会有多大的动。

伊维特渐渐意识到她自己——同乔戈斯、韦德、尤特和菲利克斯一样——变成了一名到被追捕的罪犯。当这认识变得固时，她到异常恐怖。要是她被捕了，他们会怎样对待她呢？伊维特想起了帕·赫斯特和她所受的苦痛，而且，天哪，她还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呢。伊维特还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她将受多大的痛苦呢？（伊维特记得乔戈斯同另外三个革命者对帕·赫斯特的审讯嘲笑不止的情景。他们嘲笑统治集团那拚命地、煞有介事地折磨本集团中的一名成员的法，他们这样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有能力这样罢了。自然，正如乔戈斯后来说的那样，假使赫斯特——在那特殊的场合——同安吉拉·维斯一样穷困或者是黑人的话，她很可能会得到同情和公平一些的待遇。可是赫斯特的老儿有钱，

自然，这是胡扯。

那个农场才二十英亩山地。伊维特的父亲，一个脾气乖戾、生暴、嘴贫好吵的男人，从这块土地上搞到的钱，勉够一家六人糊，本没钱偿付抵押借款。这个家从来没有温和情。父母之间大吵大闹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女也竞相效法。伊维特的母亲，一个喋喋不休的长妇，经常在伊维特面前抱怨，让她——家里最小的孩——知母亲一直就不想生她，后悔当初未产手术。

自然，伊维特想，为了自己的遭遇而去诅咒那逝去的岁月，这是容易到的，但是，这样既不真实又不公正。来到西以后，尽她只受过法定的最起码的文化教育，她还是在一家百货公司找到了当售货员的工作——而且在她自己喜的婴儿服装。她很喜帮助小娃娃们挑选服装。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她到她愿意有一天也有自己的孩，不过，她是不会以自己在家里受到的那待遇去对待自己的孩的。

一次，她被一个同她在一起工作的姑娘带去席一个左翼的政治集会，问题就从此发生了，她开始同乔戈斯走到了一条路上。一件件事情接踵而至。后来她遇上了乔戈斯，然后就…啊，上帝。回想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伊维特很清楚就某些方面来说自己并不聪明。她对理解事一向有困难。她在那间小小的乡村学校上学一直上到十六岁，她的老师说她脑很笨。后来乔戈斯劝她放弃工作，同他一起转地下，参加“自由之友”她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将陷什么困境，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在当时，那事听起来似乎又有趣又惊险，而不是——如最后证实的那样确实是——她一生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人闯一幢大楼，他们的目开枪打死了守夜人。尽其余二人手无凶，也没有直接参与凶杀，但是三个人都被判有罪，被判同样的徒刑——无期徒刑，并没有获准假释的可能。直到那时，伊维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乔戈斯的话并非儿戏；也就从那时开始，她越来越到绝望。

有几个晚上，在克洛科大街上那幢森森、黑漆漆的房里，躺在乔戈斯的旁睡不着，她幻想着自己可以回到堪萨斯的农场上去。她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同此时此地相比，那些日似乎充满着光明，而又无忧无虑。

她认识到她这样的人已是无路可退，也无路可逃。绝望的心理由此而来。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她总觉得这样的结局实在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