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他的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也没想到他。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不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另一个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们借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了造反派来发报复。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

小酒瓶早见底

“看来我们得吃东西。”他不由分说，把我带一家离街面较远的小馆，三张桌都空着，我们在靠窗的一个桌前坐下后。坐着等菜时，他问“怎么啦，还在生气？”

害怕，有可能开除他的教职。训话结束后，他赶去约会地找我，我已不在。此后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公安局找去调查，再不敢上他家。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只想一个多余的茅坑，当的，不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桶、浴室、电话、佣人、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经常产生矛盾，由此闹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被共产党攻陷前后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我说：“开除回家，你怎么办？”

我不眨地盯着历史老师，他说得激动起来，手在桌和前划着。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好象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也不问我是否同意。我觉他的神情有可怜，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在情的需求上，我们是对等的。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受。大也这么说过，大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他说，他想找到一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作品贴在大街的墙上，油印成小刊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汽车从我们边驶过，尘土直到脸上，我们也未躲，各自心里搁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发现我们是朝西面走。

“重新当工人呗，”他笑笑说。“工是我的老本行。”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他看着我说。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我于是喝了一，接着又喝了一。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奇地好，才也奇地好，一个结也未打。我说到我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几次大吵大闹离婚。我猜想，她想借换个男人换一生活。

两碗绿豆稀饭，一碟泡菜，一盘凉拌藤藤菜端了上来。他又叫了五加酒，说是他在修缮队零时工时，从房上摔下来坏了腰，多少年了，腰痛还是没好，喝了酒，就觉得肌松驰多了。他让我喝洒，我迟疑了一下。我以前从没有喝过酒，只在逢年过节时，在父亲杯上呷一，极不喜那刺鼻的味。而这会儿，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我得让他兴。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儿也不扎咙，很香。

“你喜，”他说。

“你喝一，就全归我了。”

我笑了。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问，停了吃饭。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