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簌簌抖着，一指一一地指着我，说：“崽，你还没有学会人，人！”看着父亲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到了大的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近。我绝望了。フ馓斐踔型学胡一兵和刘跃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都不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在灯下一枝接一支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泪把枕濡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城去了。晚上回来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对着土墙用力打去，都破了，血渗了来。

我就是在那一年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地钻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夫突然站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让池永昶充分暴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散”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我读了初中，尽成绩优秀，仍不能升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豁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光，垂了恨不得夹到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就灯蜡了。”我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攻的罪状。朱夫大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夫来找父亲，一门就跪下了，请他来说句公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前一一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光带着一丝意照在我上，风起了衰草，也起了我的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