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责任的方式。可真正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想法说来，我心里又发虚，到对面有一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惧。当我想对这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使它清晰起来，却又觉得非常困难。我心中被钝锯锯着似的，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吧，看清了事情的真相，都只能装瞎装聋。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尽那一份天然的责任，属于角的责任。良知和责任是知识分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着的一句话，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它使我有了一血之勇。可是一旦面对现实，这句话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充分了。现实毕竟是现实，它早就为人们预设了推卸的理由，只要稍稍退一步，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荫庇之下，于是心就安妥下来。可是我又问自己，原则如果可能因个人的理由而变通，就不是原则。沉默不仅是对良知的压抑，简直就是对自尊心的挑战。我到了内心的屈辱，自己与“猪人狗人”们实在也没有两样，以动的适生方式活着而已。我察觉到心有一难以克服的恐惧，它与那力量一样神秘而难以描述。细想之后这是失去了份的恐惧，我是知识分，我不说话那还能指望谁来说话？我沉默着那我又是谁？我在焦虑中犹豫了很久。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了放弃，这使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原来，我内心的优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来，我有了那勇气。失去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我必须开说话。没有份就没有原则，也没有责任，那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小人我没有的自由，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但我还是应该守心灵的自由，这比的自由还重要。我必须开说话。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生活会上，在别人都发言之后，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不过瘾，空空泛泛，连也没及到。于是我说：“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厅长鼓励地望着我，见我还犹豫就说：“我还是那句话，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我就说了，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再说到小轿车，把帐都细算了，最后以医务工作者的人情怀作结，我觉得自己分寸把握还算好，光说事情，没提到任何人。说完以后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一个人来应和我，丁小槐了吃惊的表情望着我，嘴角着一丝笑意。会场沉静了好一会，这沉静对我构成了大的心理压力。终于厅长开说：“小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来，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大家讨论讨论，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真理越辩越明吧。”又看看表说：“我还要到省政府去一趟，徐师傅在下面等我了。”就去了。刘主任说：“小池的动机还是很好的，可是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比如说车，厅里养这几台小轿车是要不少钱，可方便了工作，提了效率，这价值就不是那钱可以衡量的了。”丁小槐上接上来：“大为看事情可能有偏执。厅里才有十来台小车，我看并不多。隔化工厅的车比我们多好几台。也就是厅里的领导考虑到我们厅里的工作对象都是病人，特别是那些赤脚医生什么的，钱的事太多，拨款又不足，才采取了节约的原则。”又有监察室郝主任发言说：“我觉得小池的发言是有针对的，针对谁呢？领导考虑到厅里房张，宁可自己每天跑也不愿来挤着同志们，这大公无私的神，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他越说越激动，拳往下一砸一砸的几乎敲到桌上去了。我实在忍不住说：“你算过帐没有？一辆好车一年前前后后耗掉的钱，建一房都绰绰有余了。”他把拳砸到桌上说：“辩，还在辩！”明明是他辩，反而理直气壮说我辩。世界上的理能这么讲，那世界还是个世界吗？会场的气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说，而必须接受他对我的评价，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又有几个人发言，最令我心寒的是，连关系那么好的小莫都发了言，说我的不是。最后，连我都觉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没有理了。刘主任说：“大家的意见，我想小池还是会考虑的。当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一时想不通可以慢慢来吧。”就散了会。丁小槐一脸兴奋，了门就起了哨。

可一段时间以后，厅长在全厅职工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又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在那次会上厅长批评了审计的汤长。审计一位会计对省人民医院翻修工程的审计提了不同意见，汤长就安排她当纳去了。厅长在会上说：“卫生厅有没有不能听不同意见的？别的地方我不了，在卫生厅要有一条上下沟通的渠，形成对话。你坐在位上，要让人家报心服，那才是平。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说话，天就会塌下来，自己也免不了要垮台。”汤长的职位，果然就免掉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领导的怀看得太狭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