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把尸小心地移去。我走到门外，外面已经聚集上千的人，临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了，四个农民把铁盒抬在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到横幅下面。有人找来一面党旗，盖在铁盒上面。严记者在我耳边说：“我真的好动。”吴场长首先讲了话，讲得很动情，几次呜咽着讲不下去。我本来想讲几句，看着这场面又犹豫了，公事公办不动情吧，待不过去，动情吧，传到厅里去也不好待。我要小蔡去讲，他讲了几分钟，几条，比场长讲的大为逊。又有几个人上来发言，都是讲自己的经历，有一个人哭了，讲不下去，就退到一边抹泪。严记者对我说：“池长你也讲几句吧。”我对妙良在卫生厅的几十年知之甚少，知的一事情也不能说，于是谈了自己今天的受，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话，又把他为了给农场职工买便宜药，到省城奔波批发药品的事情讲了。接下来严记者也讲了一番话，大家默哀，鞠躬，会就散了。小蔡指挥几个农民把铁盒抬到车上去，几个人围上来说：“医生就这么走了，我们还准备为他唱一通晚的歌呢。”我说：“天气这么，这里连一降温的冰都没有，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吴场长要派两个人跟车到省城去，这让我为了难。农场去了人丧事就得办得轰轰烈烈，那可能吗？这不是让厅里为难？我竭力说服吴场长，再三答应事情一定办好，他还要持，说：“人都安排好了，闵副场长去。”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不然我怎么向厅里待？照理说妙良的确是好人，轰轰烈烈办一回丧事也不为过，但圈里的理还有另一说法，这不是我情用事可以改变的。我把能讲的理都讲尽了，天气，路途辛苦，耽误了农场的工作，等等，吴场长还是不肯。我没有办法，趁严记者不在，就变了态度，用近乎生的气拒绝了他，他也只好算了。

回到城里已经是夜一。车开到殡仪馆敲了好久的门，值班的老探来说：“明天来，天亮来，上班来。”我说了很多好话，他说：“这时候要我放到哪里去，放到我床下？冰库都上锁了。”只好拖回去。车穿过城市，行驶在寂静的街上，偶尔有几辆租车没。我看着脚下的铁盒，心想：“这就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一个生命完结了，世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一切随荣随枯，人一辈就是自己这一辈，时间后面的寄托已经被掏空。时间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动声地改变了一切。妙良的确是好人，可好人又怎么样？”

早上七不到我就被电话惊醒了，以为是邓司机叫我一起去殡仪馆，准备说有重要会议，就叫他送过去算了。接了电话是严记者打来的，他说：“我昨天连夜作了初步采访，医生的事迹非常典型，材料非常扎实，我想把他推去，有可能成为一个全国典型。昨天下午的场面太人了，一个记者在外面跑几年都不一定能碰上，我偶尔抓到了，很能够挖掘一番。”我泼冷说：“有那么的价值？”他说：“有！”他要求厅里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把典型材料考虑去。放下电话我心里凉了半截，我怎么这么不走运，这不是惹祸来了吗？事迹往大报上一登，厅里多尴尬？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赌气到万山红去的，还要到厅里来采访，把情况采访去了，可怎么办？妙良是个好人，推到全国去也是够格的，可再怎么样，也不

车发动起来，响起了一阵鞭炮声，硝烟中我看见几个人在路边跪下了。我对邓司机说：“开最慢的速度。”车缓缓从人群的夹中穿过，不断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手去角的泪。小蔡坐在我旁边，一副无动于衷与己无关的神态，我在心里骂着：“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可怕啊！”到了夹的尽，司机刚想加速，严记者从后面追上来，向我招手，一群人跟在他后面跑。严记者说：“池长，今天的场面我太动了，我想写一个长篇报，发到报纸上去。我先在这里采访几天，然后到省里找你。我本来是回来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离开万山红农场我心情又沉重起来，这个严记者吧，只顾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来烤，让我给厅里难题了。如果他再把我讲的那番话写去，又怎么得了？妙良的确不错，宣传一番也是应该的，可理还得另外的方式来讲。今天碰上了这个记者，真是倒了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