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生跪在自己的床前，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说道“主啊，把我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吧，让我在这一个学期内能遵循阿巴思诺特夫人的教诲，我的主啊，文明用语文明用语，阿们。”说到设立禁闭室，这是“当时教育界的一种时髦”一群小孩躺在板球场的草地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某某人的家长看上去那么阴险，为什么家境比较差的人整天乐颠颠的，对此情景，没有几个人会十分反感。这真有点奥威尔的笔调——雅各布由于“体面的”家庭而进入圣西普里安学校的核心圈子，但他总是小心翼翼行事。人们常问道“你家有多少钱”？而威尔克斯夫人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她所执掌这所学校里的人像害了流行病似地普遍地询问这一问题。

或许，我们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奥威尔是怎么写的吧。《如此欢乐》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留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记录：1950年2月的某一天，他与奥威尔的遗孀索尼娅、奥威尔的至交托斯科·菲维尔一起造访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商讨出版奥威尔生前没有发表的文章事宜。出版公司的一位文明用语罗杰·森豪斯觉得这些文章令人极度反感“充斥了自怜自艾”马格里奇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唯如此才是奥威尔，唯如此才是大卫·科伯菲尔”马格里奇认为，从某一方面来说，奥威尔的文章非常相似于狄更斯的传记小说“只是脱水脱得很厉害”毋庸置疑，奥威尔的写作意图是为了文学创作上的真实可信，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并没有做到。一个人也许不会像罗伯特·皮尔斯那样仔细深入地研究奥威尔的作品，他曾经说过，在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去调查证据后，你就会发现，奥威尔既没有弄湿自己的床，也没有挨过打，然而，像奥威尔的大部分作品那样，利用文学手段营造出极度险恶的形势，产生强烈的效果，可是，明眼人一望便知“过犹不及”这是假的。例如，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奥威尔声称，学校的魔力“再也不会对我起任何作用，现在，我连憎恨它的心都不复存在了，也根本不会去盼望‘轻弹’和‘黑人’死掉、校舍烧掉”显而易见，这是假话：圣西普里安学校实实在在地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否则的话，奥威尔怎么会伤神费力地用那么多笔墨去写它呢？说到憎恨，它充斥于《如此欢乐》一文中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通篇文章是由一种神话情结支配着，着力于加强偶然事件的象征性(10先令的板球拍买卖被拒绝了，是因为“你们家买不起”)，营造外部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把一切调动起来形成一种巨大而狡猾的暗示：警察式专制“黑人”用一双仇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奥威尔叙述了一件事情：他带着一份差事去伊斯特邦恩，没有按照原先规定的路线走，是因为他去糖果店买了一盒巧克力。他突然发现一个人盯住他的校帽看，奥威尔立刻就想到，这个人是“黑人”派来的暗探。这似乎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黑人’权势无比，他的暗探布满各个角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提及“黑人”派出的“暗探”以及他的权势，这一切把我们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问题是，《如此欢乐》一文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一位在40年代中期充当奥威尔秘书的女人记得，她把一份模糊不清的、显得辗转过许多地方的手稿重新抄了一遍，尔后在1947年把它交给了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但是，原稿是谁打的呢？又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很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完稿的(奥威尔在1938年宣布，他要写一本关于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书)。也可能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撰写和打字——或者重新撰写和重新打字——因为在那个时候，奥威尔雇佣了另外一位打字员为他工作。不管怎么说，完全可能的是，《如此欢乐》中的深思熟虑的部分是奥威尔酝酿而成，或者实际上就是他写的，因为这部分后来演变成《一九八四》一书。许多年来，评论家们一直在怀疑，作者对集权主义的揭露可能就是自己苦难童年生活的投影，独裁世界的阴影已经扎根于这个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心中。当然，我们也可以争辩道，同样貌似有理的说法是，奥威尔可能采用某种诡计，把自己成人后的对集权主义及其后果的想法用一种更加狡猾的方式、即通过回忆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生活把它表现出来。把学校比作警察局、把威尔克斯夫人说成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这一切——我们可以说——是《一九八四》一书中的精神包裹的“娘家”对于这样一个谜一般的问题，不管答案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与反乌托邦小说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就足以说明在奥威尔的精神家园里同时存在着这两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