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典型如秦国，司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察，也便往往有着惊人的准确。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积天下之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后，占卜星相等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士，国家富，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亡去，田骈薛，孙卿（苟）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是惊人地准确。

第三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第二说法，是包括司迁自己在内的以神秘之学为基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有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切苛刻，不是渐之，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均有书录。事实上，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而言，这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对冥冥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便是后世的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基。这便是前述的互作用。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也，在其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而应在其孙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则，事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了田氏代姜的大足迹。因为，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