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