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瑞青有些失望地，看来廖仲恺这辈是分不清“官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了，不过他只要能服从自己，这个财政长还是能下去的。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好吧，仲恺，你这样理解也行，等回国以后，我就打算开始发卖公营企业，除了社会保障手里面的电厂、电网的份陆续转为优先外，其余的公营企业份都要尽可能售，实在卖不去或卖不好价钱的再转优先。总之，这个过程要尽可能短一些，一定要在国际自由贸易和世界货币系谈判完成前好。否则那些英大财团就要和咱们国内的大公司争利了，知了吗？”

“可是总理，咱们如果把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都卖给财团了，这些财团不就要控制国家了吗？”廖仲恺看着常瑞青，见对方不为所动，又叹气：“而且战后的重工业和军工业需求必然萎缩，民营公司接了这些工厂也难以维持，到时候难免要大幅裁员的…”

常瑞青轻轻挥动拳，有成竹地往下说：“至于战后军工产品的需求肯定萎缩，但是重工业的需求却不会萎缩，而且还会增加。因为我们得到了超过两千万平方公里的新国土…要把这些土地真正控制在手里，变成我们孙后代的生存空间，就免不了要大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然后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工程，什么公路、铁路、电厂、电网、厂还有城市里面的各乃至医院、学校、警察局、监狱、兵营、政府机构大楼等等的都需要政府掏钱去建设。我们向国人借的钱，还有发卖公产得到的资金都要投到这些地方，另外还要引外资投西伯利亚和中亚的铁路建设、电力电网建设和矿产开发中去。

廖仲恺闻言思索了片刻，才说：“我明白总理的意思了，我们发卖公营企业和引外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国内的重工业企业创造需求，并且加快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开发。”

“仲恺，这两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财团控制国家问题我在《左民主义论述》和《从国家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等书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会搞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存在。但是我们要控制阶级斗争的规模的方式，不能搞暴力革命的那一，只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用选票和工会斗争行阶级斗争。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争取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面的权利，不就是我们中国gcd的使命么？只要我们的党能够永远承担起代表工人代表农民的使命，就不会有财团控制国家的那一天。哪怕我们国内不再有任何一家公营企业，只要我们中国gcd人还需要工人、农民的选票议会和汤山总理府，中国就不是大财团大资本家控制的国家！反之，即使所有的工商企业都是公营的，就像现在的苏联、日本、印度那样，你能说他们是真正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吗？”

本投重工业和军工…”他看着廖仲恺苦笑：“而这两不同所有制的重工业及军工企业的效率和理是个什么情况，你这个财政长想必比我更加了解吧？同一武同样的价格，必然是财阀经营理的公司质量更好，而且他们从中赚取的利还更多！要不是在战时情况下军工产品不愁销路，咱们的那些公营企业早被民营企业挤垮了！这样的公营企业要来什么？还是趁早卖给财团算了。”

另外，八大都会的开发也需要投大量的政府资金，这八个大都会的建设对联的未来是非常要的。纵观西方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史，都有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从某程度上讲，工业化就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工业化，只有当城市化率超过50%，一国的工业化才算基本完成。而咱们国家虽然拥有世界第三的重工业产能，可是城市化率还非常低，不过才25%左右（历史上民国末年是17%多一），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还差一半，更不用说西欧和国了。所以在未来几年中，政府的财力主要将会投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而不是直接去经营公营企业。”

这回廖仲恺是真的明白，他笑：“总理，这个我都明白，有便宜也不能让洋鬼占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