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往南，车劳顿自不用说。运河两侧的城镇，伴随着漕运而兴盛一时。咸丰五年55黄河改，使得运河浅、淤重，行船困难，漕粮运输日益依赖海；而且随商品经济发展，漕运已非必需。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遂下令停止漕运。如今漕运完全停止，行客骤减，自然那些城镇日渐衰败。孙元起一路所见的，就是这副生民凋敝的景象，思古怀今，更是慨良多。

俗话说，纸烧人心。祭拜之后，孙元起动准备继续南行，只是启程时回遥望故乡，不觉泪自眶。

孙元起一边和他逊让，一边打量这位洪门大哥：三十多岁，眉大，浑下骨骼壮，动作净利落，估计会些拳脚。

“中山先生？”Ya

司徒堂，貌似很有名的一个人，梁启超说他是致公堂的“大佬”也就是带大哥。这样一个人，他找我嘛？难因为我有海外关系，想邀请我参加这个民主党派？

不一日，孙元起抵达三藩市。船的颠簸更胜车，加还有薇拉、小念祖这妇幼，所以下了船，决定在此多休息几天再赶路。孙元起也想乘机拜访丁教授，顺便看望在此学习的周宗武。

孙元起连忙还礼：“正是鄙人！”

先是光年间改革盐政，使得富得油的盐商从此没落，淮安开始由云端堕落凡间。现在漕运又停止，河工也随着朝廷无钱而名存实亡，淮安更是从凡间坠九渊。

一百年之差，城市格局完全不同，孙元起只能寻得自家原先的大致位置。“孙”在江淮间是大姓，人数众多，在那一片里就有几十家。此时，不说祖父，就是曾祖父恐怕还只是个未成年人。况且孙元起也不知祖父、曾祖父的名讳，自然寻不到祖居。

因为战争，从海驶的船不在日本停靠，径自向东。听了孙家鼐老大人对于“联日抗俄”的借读，孙元起觉得自己次不告而别非常失礼，十分对不住君武。本来还想趁着这次停靠横滨，去给君武歉的，现在看来也不能成行了。

“致公堂”孙元起不陌生，不就是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中国致公党的前么？政治课本有提到过。次和梁启超见面，他也曾提起，说洲华侨的洪门团称为“致公堂”在华侨十有都参加了这个致公堂。

那人好好一笑：“在下司徒堂，在此恭候多时。来，屋里请！”

过了一天，孙元起从伯克利回来，刚门，薇拉就拿一份请帖递了过来，说是两位华人送过来的。

孙元起以为又是梁启超请自己吃饭聊天，随手打开，果然是邀请自己到唐人街赴宴，不过署名却不是梁启超，而是“致公堂司徒堂”

的城来，只见路崎岖不平，两边的房屋因为长久没有修缮，房瓦间长满野草，益显得破败不堪。商铺只有半数开门营业，老板伙计都无打采。街边不少乞的贫民。孙元起前问路，依然是纯正的乡音，只是话语中多了许多的长吁短叹，几乎每三句话就要带一个“想当初”来。

说话间，就见从后堂转一人来。孙元起见了那人，不觉失声：

无奈之下，孙元起只好买来香烛，在旁燃叩拜，略表心意。薇拉也循着中国理解，拜了四拜。拜完，又把念祖倒在地，胡磕了几个。

到了正厅，八仙桌已经摆满凉菜，不过却有三碗碟。看来，应该还有一位客人。

果然，司徒堂说：“孙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在国也是有名。我是个人，没文化，今天能邀请到您，真是三生有幸！只是怕招待不周，所以请了位有文化的陪客，请不要见怪！”

就是到老家看看。次遇到张贻惠，听到乡音，便觉得应该个时间回去看看。虽然事全非，但总归是个念想啊！

既然人家好意相邀，自然没有拒绝的理，孙元起便照请帖的时间、地准时赴宴。刚下人力车，就有人前一抱拳：“请问是孙先生么？”

如果说那些城镇还能用“衰败”来形容的话，那么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四大都市”的淮安，就足以用“垂死”二字来比拟了。

遥想嘉以前，淮安城乃是控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的重要关隘，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每次南巡，都要在此驻跸，喧嚣繁华，冠绝一时。且不说衙署的大门院、盐商的亭台楼榭⌒集的青楼舞馆，单说在此连的文人墨客、冗散官吏，便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