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欧洲依然是第二，至于日本，则已经褪去了他曾有的光环，委委屈屈地坐在第三的位置，甚至有时候都比不上加拿大、澳大利亚。

何育杰接着说道：“先生你在伦敦振臂一呼，成立学会，欧美留学生自然望风景从，无人不服。只是在日留学生听到之后，难免会心生龃龉。如果他们效法我们，自己成立学会，两者之间相互颉颃，反而不美。

“所以，我们不如暂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分会”等会议结束后，将相关会议章程和会议结果函告留美、留日同仁，让他们各自成立美洲分会和日本分会。我们三者之间平时互相交流沟通，但互不统属。等国内立宪成功，党禁一开，我等再在国内合力共建正式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统属欧洲、美洲、日本这三个分会。您看怎么样？”

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动辄根据地域或生活背景，标为“×党”、“××派”这种风气在学界也存在。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之别，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留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上三四层；至于没留过洋的土鳖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留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搞得刘半农、向达等人都三四十岁了，还要出国镀镀金。

而且这种风气也很明显地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国民政fǔ在1928年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在成立之初，中研院就被欧美派牢牢把持，针插不进、水泼不透。在迁台之前，两任院长：

蔡元培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四年旁听生；

朱家骅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

中研院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总干事，在前后十一任十位总干事中：

杨杏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

丁燮林，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

丁文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双学士；

朱家骅，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任鸿隽，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傅斯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叶企孙，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博士；

李书华，法国图卢兹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

萨本栋，美国斯坦福大学学士、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博士；

钱临照，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这十个人中，居然无一不具欧美留学背景，更有8人是获得欧美高校的学位。

相对于中研院的纯粹，在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就显得斑驳许多，这里面自然也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但更多的是被日本留学背景和土鳖派渗透盘踞，前者如吴敬恒、周作民、崔敬伯，后者如顾颉刚、卓定谋等，成为各自派别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