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继续说：“普通小官也就罢了，关键还有些大员，比如端陶庵，就派自己家拿着书信来学校，照仲容先生《契文举例》中的拓片，图索骥，要求借阅相关甲骨。你想想，书中选取的那些甲骨，都是挑细选来的，是十多万片甲骨中最华的分，人家一张嘴，就想全借走！谁不知他这一借，肯定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他是两江总督，如果你真要去讨还，估计连他大门都不了！

好，来学校问问题、实验。这一类人尊师重教，学习非常刻苦，平时住在校外，除了吃饭时在堂和本校学生抢饭外，对学校再无其他负面影响。”罗振玉对这些好学上的晚辈也是很看重“至于第三类人，主要是京中大小官吏，趁着休息日来学校或访友、或赏景、或借书。虽然只有几十人，但他们份特殊，偶尔会提一些非分的要求，让我们退两难。”

“比如？”孙元起蹙眉问。

“甲骨和敦煌遗书，毕竟有甲天下、藏经馆两个专门的存放地方，看守严密，严禁外借，倒还好些。至于那些刻本、图书，数量太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很难监到位，保护难度可就大了许多！”王国维满脸苦恼“尽大家都很努力，可是雅贼们实在太多，光今年一年，就至少丢失一百三十册以上图书！”

“是啊，有些借书人比较懒或比较贪，看到书中某一页对自己比较重要，就把它撕下来。书还回来的时候，我们如果不一页一页翻看，本不会发现。正因为如此，到现在我们也不知究竟有多少书被损毁！”

看来偷书的读书人，远不止孔乙己一个人！

孙元起明白王国维话里“众所周知”的义，因为图书馆中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特馆藏，比如《永乐大典》残本、《四库全书》底本，放在全国来说，也是蝎拉屎…独一份！

“那学校图书馆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孙元起赶问。

其次，他经常撕书。这是清末另一位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即现在经世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号直山…在《藏书十约》中记载的，说魏源借朋友的藏书，见到应抄的分就裁割下来，以原书见还。所以叶德辉认为他“太伤雅”而且“心术不正”

张元济在一旁叹息：“现在我才知魏默的可恨！”

孙元起也有些犹豫：是不是图书馆对公众开放的规定有些草率？

看得来他确实有不少郁闷需要倾诉：“我们学校图书馆从建立到现在，虽然只有数年时间，但数量之多、类之全、版本之富、质量之，却都堪称全国之最。尤其是众所周知的殷商甲骨和敦煌遗书两大特馆藏，更是独一无二！”

没错，魏默就是历史书上编写《海国图志》的那个魏源。这位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看世界”的先行者，在藏书史上也是位鼎鼎有名的恶人。

“于欣赏、治学、猎奇等目的，京中大小官员经常在休沐之日，到图书馆借阅。如果单纯是借阅，我们自然无话可说，毕竟这是先人遗留的瑰宝，不能成为私家之秘。可他们一看甲骨有十多万片、敦煌写本有四五万卷，就会私心大动，或明或暗向我们示意，想索取一作为纪念。在他们看来，反正你们甲骨、写本那么多，少一能有多大系？”王国维边说边摇。

“比如？”罗振玉转过看了看王国维“这个问题，静安应该最有切肤之痛吧？你来说说？”

孙元起也是愤愤然：人心真是难测啊。

王国维：“好，那我来说说。”

“如果偷书还能防，那么撕书就防不胜防了！”

“撕书？”孙元起脸开始发青。

王国维叹了一气：“为了保护好这些国宝，我可是得罪了无数人。像对端陶庵的家，只能托辞外买书，在海王村躲了将近一个月；至于李木斋，我和副馆长叶直山厚着脸，寸步不离，愣是在藏经馆里面陪了他一整天！”

首先，他喜偷书。据龚自珍《跋泰山刻石残字》一文记载，他旧藏的《琅琊刻石》和《玉版十三行》拓本都被魏源偷走，以至龚自珍特地写下这段话，最后说：“万勿令此一类朋友斋中。”魏源南下的时候，他南方的一个朋友直接说：“贼来了！”（默行将南来，季氏有言曰：“盗不远矣。”）

“再比如山西提法使李木斋，磨泡，非要存放敦煌遗书的藏经馆。等了馆，他很洒脱地朝我一挥手，‘你不用陪我，我自己看就好’。谁不知当年《永乐大典》就是被人藏在包袱里，一本本地偷来的？他真要在上藏上几卷经书，难我们还能直接搜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