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解释了爻辞“樽酒”之义。仰观天象，斗宿范围内有建星，建星的形状象簋，建星附近又有弁星，弁星的形状象缶，这样又解释了爻辞的“簋”、“缶”之义。在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氛围中，郑玄通过爻辰体例引入天象以解释爻辞，带有神圣和神秘的色彩，很容易得到时人承认。　从郑玄“多参天象”的解释当中不难看出，其《易》学精神，是以易卦为天象历法的一面镜子，易卦通过折射天象运行和上苍的意志而获得自己的神圣性。易卦的根据在天上，不在它自身。这样的《易》学可称为外在性的《易》学。　再来看王弼对坎卦六四爻的解释，王弼注云：“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注文从始至终全以人事为言，而其内在的思维逻辑则须剖解为三步，即先以人事为例说明卦爻的品格和处境，再以卦爻的品格处境解释卦爻之辞，最后返回人事，根据卦爻辞提出处理人事关系的方案。文中把六四爻想像成一个处于错综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用“承”、“犯”、“应”、“比”、“险”、“正”等词讲该爻的处境“柔”、“刚”、“信”等词讲该爻之品德“处”、“履”、“居”、“得”等词讲该爻之行动，认为“圣人”当初作《易》，根据该爻的品德和处境制作了爻辞，后人读《易》，则应当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审视自己的品德，以符应爻辞。应特别注意的是，王弼完全从坎卦结构和六四爻自身特点出发解释爻辞，没有到坎卦之外寻找任何根据，这是他和郑玄的重要区别。换言之，王弼“全释人事”的实质，是认为易卦的根据在其自身，不在天上，这样的《易》学即可称为具有内在性的《易》学。　从郑玄到王弼，反映着儒学特质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关于这一点，王葆玹先生说：“严格说来，儒学之有内在性，不过是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在正始玄学家王弼等人著书以前，儒学的性格似主要是外在的。”即是说，王弼的条例义理化的、形上本体化的、具有内在性的《易》学，实际上创立了《易》学中的性理派。在王弼身后，程颐完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三种特质，而朱熹则对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有浓厚兴致，作了纵深一路的挖掘。俯瞰三家《易》学，在儒道之辨、象数义理之辨的表层湍流之下，静静地徜徉着王、程、朱《易》学一以贯之的深沉的性理传统，在这性理传统之下“整个程朱理学都可说是王弼《易》学影响下的产物”　王弼去世后，伴随玄学文化的兴盛，其《易》学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南北朝之际，北方流行郑玄《易》，南方流行王弼《易》，到隋代，王弼《易》逐渐取得独尊地位。《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尊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574~648）受诏撰《五经正义》，于诸家《易》说中独尊王弼《周易注》，确立了王弼《易》学的独尊地位。他在《周易正义序》中写道：“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殊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当时，江南为王弼《周易注》作义疏者十有余家，孔颖达认为它们“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去其华而取其实”归本于王弼原注，为之从新撰写义疏，成《周易正义》。孔颖达对《易》学史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易之意义”、“重卦之人”、“三《易》时代”、“上下经分篇依据”等方面有不少发明，而在具体经义的疏解和诠释方面，则确定“疏不驳注”的原则，不欲辩驳王弼注文。这意味着《周易正义》乃是王弼《周易注》的发展和完备。　《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官学，独尊数百年之久。北宋建国，官学科举沿用唐代旧制，没有大的变化。太宗端拱年间（988~989），以《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刊行，校勘精审，至真宗咸平二年（999），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始竣其功。到咸平四年（1001），又先后校定或增修《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孝经》、《论语》、《尔雅》注疏，镂板颁于国学，从此国家不但有官学，而且有了官书。仁宗庆历（1042~1048）以后，宋学兴起，学者解经竞标新义，然未见官书有何改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制度，颁《尚书》、《毛诗》、《周礼》之《三经新义》于学官，官书始有变改。这变改是否波及《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