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方面呢？我们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从“不专以取士”、“偕行于场屋”等语，可知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人的《易》注虽流行一时，却始终没有取代《周易正义》的官书地位。也就是说，两宋之交，官书仍以《周易正义》为主，王弼《易》仍统治着官方《易》学。朱熹是在这个时期出生，并在这个时期学习《周易》的。二、朱熹少年攻习王弼《易》　历代考述朱熹生平的著作，谈到朱熹少年时期，都重视他对儒学基本精神的天然契悟和厉志圣贤之学的心路历程，对其举业则以“于举子业初不经意”等语淡笔带过，例如黄榦的《朱文公行状》、脱脱等的《宋史·朱熹传》、黄宋羲等的《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王懋竑的《朱子年谱》都是如此。今人束景南先生著《朱子大传》和《朱熹年谱长编》，钩稽许多文献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朱熹少年时期的生活状况，从这些情况看，朱熹青少年时期并非“于举子业初不经意”而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该支后汉灵帝时由青州徙居丹阳。唐末，丹阳朱氏的后人朱古僚仕为婺源镇将，遂定居婺源，成为婺源朱氏的始祖。朱古僚资产殷富，但他的后人五世从事儒业，朱家逐渐由中等官僚沦落到小地主的境地，到第七世朱森即朱熹祖父时，家业已一蹶不振。朱森不事进取，一生潦倒不得志，晚年沉溺于佛典道书，而把家业复兴的希望寄托给后辈子弟，说：“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却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世之业。”朱熹父亲朱松曾描述自己家境说：“某少贱贫，进不能操十百之金贸易取赀，以长雄一乡；退不能求百亩之田于长山大谷之中，躬耕以为养。反顾其家，四壁萧然，沟壑之忧，近在朝夕，途穷势迫，计无所出，乃始挟书操笔，学为世俗所谓举子场屋之文者。”此言虽不免略带主观色彩，然举子业竟是朱松找到的摆贫困的唯一出路，当无疑问。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其后十多年宦途不顺，多数时间待次在家，在闽中四处寄食寓居，生下朱熹。绍兴四年（1134），朱松丁母忧，期间“尽室饥寒”朱熹的两个哥哥相继夭亡，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生活之艰辛。这一年朱熹就傅，朱松为作《送五二郎读书诗》，诗云：“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驀羁应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此时家境较之以往更加清贫，朱松能为朱熹设计的安身立命之途，更只能有“学为场屋之文”这一条了。诗中的“鼎荐”、“龙化”、“成家全赖汝”说的都是举业，显然，少年朱熹生活和学习的主题当是举子业。　从绍兴七年（1137）起，朱松一度在朝任职，家境稍有好转，但是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的病故，使这个家庭的前景顿时又变得黯然无光。朱松去世前把家事委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遗命朱熹：“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并致书三位崇安道学密友，请他们教育朱熹。刘氏家族是世代簪缨的大族著姓，在五夫里屏山下拥有巨大的刘氏庄园。刘氏有家塾，由刘子翚主持，刘勉之、胡宪都是刘氏家塾延聘执教的名士。刘子羽收容朱熹母子，在刘氏庄园前修葺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供他们居住。朱熹入刘氏家塾，受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君子，并执经问道于刘勉之的萧屯草堂、胡宪的籍溪山居。　崇安刘氏之家塾源远流长，世代左右地方教育。家塾除教授刘氏子弟，还广收乡邻俊秀。在刘子翚曾祖刘太素时，学生有百余人；至其祖父刘民先时，学生有数百人；刘子翚还于绍兴十四年（1144）进一步扩大了家塾的规模。后来，南宋淳祐二年（1242），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翚的教育功绩，敕命扩建为屏山书院。这样大规模的家塾，无疑是以教授举业为目的，且具经营性质的。朱松把朱熹托付给刘氏，其主要用意，当在于举业。朱熹入刘氏家塾，主要目的是攻习举业。刘氏家塾授学的地方在六经堂，朱熹在此恭听经学塾师传授经史，学做程文和诗赋，接受应试训练。　朱熹随母寄人篱下，虽受到多方照顾，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曾向远在湖州的三叔朱槔诉悲苦之情，又曾作《寿母生朝诗》，表达窘迫凄凉的心态，诗云：“秋风萧爽天气凉，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寿而康，红颜绿鬓双瞳方。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灶陉十日九不炀，岂办甘脆陈壶觞？低头包羞汗如浆。”自朱森以来朱家的败落，至此可谓达到了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