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 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 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 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 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 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 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名记所闻，未能 全正，可谓既尽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 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 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 余故扌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 太庙之东者谓之青，当太室之西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 北西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七十二牖矣。室个 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 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 则义明于《考工》；校之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 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

。愚以为尊祖天， 其仪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 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 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 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其羊，我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 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 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 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考之 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 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各居四维。 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说， 饰之以巧辞，言木用事于东北，木火用事于东南，火土用事于西南，金 用事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 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 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 之，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 明堂门下，还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 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 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钊南门之外，延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 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 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 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诸侯左右房见于注 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 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室之不当哉？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 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外复 如此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便班、倕 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 室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上帝之堂， 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而室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矣，为陋过约。论其 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