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应该最受重视。有人说：“确实是这样。法令是汉朝的经典，文吏的议论取决于它。事情以法令来判定，确实是很明白的。”我说：五经是汉朝所立，儒生完美的政治主张和大道理，都出自五经当中。董仲舒阐术《春秋》的道理，跟今天的法律是符合的，没有什么违反和不同。然而《春秋》，汉朝的经典之一，是孔子写的，留传到汉代。评论的人只尊重精通法令的人，不抬高《春秋》，这是愚昧不明的表现。《春秋》和五经，道理是互相贯穿的，既然赞赏《春秋》，又不推崇五经，这是不懂类推的道理。五经就是阐述原则的。具体事情不如原则重要，原则被执行了，事情就办成了，没有原则，事情就办不成。然而儒生学的东西，正是原则；文吏学的东西，是处理具体事情。假使才能相同，应当以学习原则的儒生为高，如比对于文吏，就像用水洗污泥，用火烧去腥味一样，水与火，是原则，运用它的人，是处理具体事情的，处理具体事情对于原则只是细枝末节。儒生能治理根本，文吏只是处理细枝末节，属根本的原则与属细枝末节的具体事情相比，要判定其尊卑高下，就可以衡量出来了。

尧以美德使百姓和睦。孔子说：“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点，就能与上天相通。”张释之说：“秦朝那些做‘刀笔小吏’的，使秦每况愈下直到二世，秦朝灭亡。”张汤和赵禹是汉朝精明强干的官吏，司马迁作《史记》，把他们列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认为他们导致了西汉的灭亡。他们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人相比，谁令人义愤填膺呢？地方长官虽懂得经学是最高的道理，但不尊重学习经学的儒生，因为他们看见读经书的儒生的能力赶不上能处理具体事务的文吏。

宰牛的刀可以杀鸡，杀鸡的刀难以宰牛。刺绣的师父能缝帐幕和衣裳，缝补破衣服的工匠不能纺织锦缎。儒生能做文吏的职事，文吏不能树立儒生的学问，文吏的才能，确实低劣不及儒生，而儒生不学习文书，确实是高尚不肯去做。禹疏通江河，不拿嬶剩周公旦筑雒邑，不握筑杖。其实，笔墨公文是嬶手杖之类工具，而想要使有志于大道的人亲自去作文吏的具体事务，这是叫大将军亲自去冲锋陷阵，要高级工匠亲自去砍木头啊。

能够解释一种经书的儒生，去处理一曹的事务，十来天个把月就会了；掌管一曹事务的文吏，去学一种经书，一年也不能学成。为什么呢？因为文吏的事情容易懂得，而经学却难得弄懂。儒生不但要弄懂经书，而且要弄通圣人的意思，文吏只需动笔，考察下老百姓的事。能够懂得大圣人的意思。跟只懂得百姓的事情，哪个困难呢？能够弄通艰难经学的人才，掌握了经书章节字句的解释十万字以上，还有余力做其他事情。至于学识渊博，通览古今的人，衡量他们心中的智慧，远远超出能解说十万章句的人。文吏懂得的，不过是辨解公文。具有千金的人比起只有价值百十个钱的人，哪个富呢？粮食堆得像小山，与粮食积聚像小坻，哪个高呢？世上把有名声的人才当作名贵的宝器，宝器大装的东西就多。然而儒生所装的东西，可以说是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