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穷人好胡作非为而富人遵守礼节，是由于穷人贫困而富人富足的缘故；儒生不为非作歹而文吏喜作恶，是因为文吏缺乏德而儒生有仁义的缘故。穷人和富人，都是宾客，接受主人的恩惠，富人不到惭愧而穷人常到惭愧，是由于富人有用来报答的东西，而穷人没有用来回报的东西。儒生和文吏都以长吏作为自己的主人。儒生接受长吏的俸禄，用先王之帮助长吏作为报答，文吏腹中空空，没有仁义的学问，占着官位，享受俸禄，始终没有东西来报答长吏，这可以说是占着位白吃饭。素就是空，空虚没有德，又吃别人的俸禄，所以叫白吃饭。没有先王之和技艺本事，又不懂得政治，沉默地坐在朝廷上，不能谈论国家大事，跟尸人没有两样，所以叫尸位。这样就把文吏称作“尸位素餐”的人。占着重要位，享受着好的待遇，看见地方长官到作恶，怎么会向他们上书论述利害得失呢？一是他们不能看清是非，二是他们害怕惩罚不敢直说。《礼记-表记》上说：“情要真诚，言词要妙。”那些能够竭力谏的人，文章写得不好，有骨无，修饰不够，违反了地方长官的意旨，于是就遭到疏远。为地位而争斗的人不可能树立功绩和名声，贪图爵位俸禄的人不可能对长吏谏。文吏贪图爵位俸禄，一旦当官，就想谋取私利以作自己享受，就想凭着权势掠夺榨取别人的财，而不替地方长官显扬仁义，即使看见滔天的罪恶，怎么又肯揭发有滴罪行的话来呢？他们像这样理事务，凭什么把自己从“尸位素餐”的指责中解脱来呢？儒生学习大理，用先王之来帮助地方长官，要是不能这样就辞官退隐，他们有重臣的志向，用经书上的理勉励自己要有公正的行，是敢于谏的人，但其地位又离地方长官很远。地位疏远却要接近并谏阻地方长官，《礼记-表记》上说这人是在结、奉承，这就是郡县官府中常常空无贤人的缘故。

本书《程材》评论的问题，只评论了才能和行，没有评论儒生和文吏在学问和知识方面的差异。儒生之所以超过文吏，是学问一天一天地增多，通过培养和引导，心培养了他们的才能。所以学习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情和本，使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完善起来。才能和品德完备了，他们比起那些同样心下过工夫的文吏，衡量起来要明得多。穷人和富人，都拿一百钱送人，一齐作葬礼给办丧事的人家。知他们情况的人，晓得穷人家只能提供一百钱，认为富人家富足而有多余；不知他们情况的人，看见钱都是一百，认为钱财贫富都一样。文吏与儒生与这情况相似。他们都是掾史，都理一个门，地方长官了解他们的，知文吏与儒生文字平相同，但儒生心里的学问，还多得很；不了解他们的，认为都是下属官吏，知识的浅多少是同一个平，这就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地生长草，山生长树。如果地栽上冬葵与韭菜，山上下枣树与栗树，命名叫园茂林，就不再跟相同的普通地和山一样了。文吏与儒生的情况跟这差不多。他们都有才能，都使用笔墨，但是儒生多有先王之。先王之，不仅仅是冬葵、韭菜、枣树、栗树这类普通的东西可比。普通妇女的手，纺纱织布，如果有人有特殊本领，织锦刺绣，就命名叫卓殊，不再跟普通妇女同类了。儒生与文吏，衡量他们的才能，儒生多有经传的学问，就像妇女有擅长织锦刺绣的特别本领一样。

先学之，人不贵者也，小贱之能，非尊大之职也。无经艺之本，有笔墨之末，大未足而小伎过多，虽曰吾多学问，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饭黍梁者餍，餐糟糠者饱，虽俱曰，为腴不同。儒生文吏，学俱称习，其于朝，有益不钧。郑使尹何为政，产比于未能刀使之割也。路使羔为费宰，孔曰：“贼夫人之。” 皆以未学，不见大也。医无方术，云：“吾能治病。”问之曰：“何用治病？” 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无经学，曰：“吾能治民。”问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医无方术，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向，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无钱，之市使货主问曰“钱何在”，对曰：“无钱”，货主必不与也。夫中不学，犹手中无钱也。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向之，奈何也？

有人说：“文吏有写文书、章奏的能力，而且能理好公文，研究和理烦杂的事务，即使没有学习先王之，但力才能都为朝廷用尽，这也是报答长吏的证明。”我说：这有像穷人欠了官府很多债，由于贫穷无法偿还，就亲自去为官府服劳役来抵债，这样债才能还清。给官府服劳役，不是盖房就是筑墙。盖房则用斧斤，筑墙则用筑锸。扛斤斧，把筑锸，与那握刀拿笔有什么两样呢？假如说能理文书就是报答长吏的证明，那么这些建造房屋墙的人也算报答了长吏。都是替官府服役，刀笔、斧斤、筑锸的作用是一样的。用布换丝，换有无，各自得到希望的东西。儒生用先王之换俸禄，文吏没有换的东西，拿什么来换呢？农、商是不同的行业，所积储的货，不应该一样，盘算下它们的，计算下它们的多少，要是它们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