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赞”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辅助。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很重视乐官的赞辞，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至于益帮助禹的话，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都是用突的话来说明事理，加语气来帮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他在各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赞”：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上讲的“赞”到司相如行写作，才在《荆轲论》中对荆轲行了赞。后来司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便借赞辞来行褒扬或批评：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用颂的裁而加以议论；《史记》和《汉书》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作一总评，它和“赞”的名称是相同的。可是挚虞的《文章别论》，却把这“赞”误称为“述”，那就差得很远了。后来郭璞注《尔雅》，在《尔雅图赞》中，无论是动植都写了“赞”，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也是赞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

（二）

“颂”的写作，本来是要求内容典雅，文辞明丽。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那就随作品的内容而变化。颂的写作，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了。

（三）

从赞的本义来看，它产生于对事的赞叹，所以从古以来，赞的篇幅都短促不长；都是用四言句，大约在一二十句左右，简单扼要地讲完内容，清楚明白地写成文辞，这就是它的写作要。赞的产生虽然很早，但在实际中运用不多，从它的大致趋向看，是“颂”的一个支派。

（四）

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一般宴会场上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颂的写作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是堵不住的。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韡”来讽刺孔，这都是直接说，不用歌咏，以简短的话来行讽刺。左邱明和孔顺，都把这话当“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了。至秦始皇时的石刻，乃是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歌颂窦的《安丰侯颂》，傅毅赞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把颂写成长篇的散文，岂不是因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制！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文词而远离“颂”的特呢！还有崔瑗的《南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是把序文写得很好，而简了“颂”本的篇幅。挚虞在《文章别论》中对颂的评论，基本上是确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清其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实际的议论，和古代对于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一般没有超越正常的写作规则。曹植的作品，以《皇太生颂》为代表；陆机的作品，只有《汉祖功臣颂》较突。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那是魏晋时期颂已有所变化的作品了。

总之，形容德写成颂，赞扬功业写成赞；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使文辞清晰而鲜明。这样的颂或赞，虽然年代久远，它的好却像清晨那样新鲜。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