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下来的。后来楚国的祖先鬻熊通晓哲理，周文王曾向他请教；他留下的文辞和事迹，编为《鬻》。在书著作中，这是最早的开始者。到了老，因为懂得古礼，孔曾向他请教；于是写成《德经》，成为诸中较早的书。但是，鬻熊仅仅是文王的朋友，老却是孔的老师；两位圣人和两位贤人同时，而所写的书或成为经，或成为，俨然是两类不同的著作了。

到战国的时候，在互相用武力征伐中，现了许多杰的人才。孟轲信奉儒家的学说，谦恭地和王侯们周旋；庄周阐述家的理论，任意驰骋；墨翟采用俭朴节约的学说；尹文研究名义和实际是否相合；野老讲究从地利的角度治理国家；邹衍谈论五行来合政治；申不害和商鞅用刑罚来安定秩序；鬼谷靠着才来立功；尸佼综合各家学说；青史详记民间的谈论。以后继承他们的波而如枝之附者，不知有多少。这些人大都能够通过雄辩来传布自己的学说，并且饱享了厚禄官。到残暴的秦始皇焚烧书籍，几有一网打尽之势，可是《诸》并未受到其害。后来汉成帝重视古书，命令刘向整理校勘，于是写成《七略》，记载各有价值的书籍，九学派的杰作都被搜集；到书目编成时，共有一百八十多家了。魏晋以后，有时仍然有人写作书，其中夹杂一些不可信的言论，也记录了一些琐言碎语；如果把这些依类收集起来，也得要装满几大车了。但是著作虽然堆积得很多，其主要的情况还是容易掌握的。无论它们阐述理或议论政事，都是从经书发展下来的；其中内容纯正的，便符合于经书的规则；内容杂的，便违背经书的法度。《礼记》中的《月令》，是采用《吕氏秋》的《十二纪》；而《礼记-三年问》的内容，也写了《荀》中的《礼论》。这些都是内容纯正的例。至于商汤问夏革，夏革说黄帝能听到蚊的上有小虫发像打雷一样的声音；惠施推荐晋人对梁惠王说，在蜗角上曾发生过一场战死数万的大仗；《列-汤问》中有愚公移山和龙伯国人跨海的奇谈；《淮南-天文训》中有共工碰得天倾地斜的怪说：这些都是内容杂的例。所以一般人都不喜《诸》的罗嗦而荒唐。不过商代的《归藏经》里面，也大谈奇怪的事，如说后羿日、嫦娥奔月之类；商汤时的书尚且如此，何况诸百家呢！此外，如《商君书》中说有六害国的虱，《韩非》中说有五害国的蛀虫，这就是反对仁义德；后来商秧被车裂，韩非被毒死，那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有公孙龙的“白不是、孤犊没有娘”之类诡辩，话虽说得巧妙，但理却很笨拙；魏公牟把公孙龙比作井底之蛙，并不是随便指责他。从前东平王刘宇向汉成帝要求《诸》和《史记》，成帝不肯给，就因为《史记》里常常讲到军事上的谋略，而《诸》中又往往杂有怪异的东西。但是，对于博学的人来说，就应该抓住其主要的，要撷（xié斜）取它们的朵，而咀嚼其果实；抛开错误的分，而采取正确的意见。细看这些不同的学派，确也是学术界的大观。

总之：士大夫生在世上，应有超人的才德；能够论述一切事，其智慧可认识整个世界。建立品德是隐约难见的，可是懂得了理就必然能传布。不同的派走不同的路，各家的界限是很分明的。

（四）

（三）

考查诸中孟轲、荀况的论述，理论完而辞句雅正；仲、晏婴的著作，事实可信而语言简练；列御寇的书，文气宏伟而辞采奇丽；邹衍的议论，构思夸张而辞句有力；墨翟和他的学生随巢的著作，意思明显而语句朴质；尸佼和尉缭的书，学说通达而文辞笨拙；《鹖冠》议论长，所以常发刻的言论；《鬼谷》说理玄远，常阐述奥妙的意见；情明显而丰富，是《文》所独的优；辞句简练而当，《尹文》掌握到这要；《慎》巧于分析密的理；《韩非》中的譬喻广博而丰富；《吕氏秋》见识远大而风格周密；《淮南》多方面取材料而文辞华丽。这些可说已经包括了诸百家的华，也就是他们作品的主要特。此外还有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杜夷的《幽求》等等。它们有的阐述儒家经典，有的说明政治方略；虽然常用“论”字书名，但事实上属于诸。为什么呢？因为广泛阐明各事的叫“”，只辨别一理的叫“论”；它们既然牵涉到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应该属于诸的范围了。在战国以前，上距古代圣人还不算太远，因而能够超越一代地谈阔论，自成一家。到两汉以后，文风散漫衰落；作者虽然熟悉儒家学说，但常常依傍前人，采用旧说。这就是古代和近世书的不同。唉！诸百家本常常和当时人合不来，而自己的志趣却靠着理论而获得陈述。他们的心怀一方面联系到远古以前，一方面又付给千载之后。金石会毁灭，难声名也会消逝吗！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