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黄帝生而神异，能够得到鸿大的符瑞；曾在泰山上刻其功迹，在荆山上铸鼎。大舜巡视山岳的史迹，《尚书-舜典》中有显著的记载。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封禅典礼，也见于纬书《乐-动声仪》之中。到东周时齐桓公称霸，曾打算帝王之礼行封禅；仲婉转劝阻，认为当时有蓬草、恶鸟等怪异现象现，不宜封禅。由此可见，只有帝王才能刻石封禅。但仲所讲西海的比翼鸟、东海的比目鱼、南方的三脊茅、北方的黄米等祥瑞的现，都是一些空谈，无以证验，主要还是帝王功德的大小而已。司迁在《史记》中把《封禅书》列为《八书》之一，特地要讲述封禅，可见这的确是祭天的重大典礼；而铭刻功绩以行祝祷，就是祭天的大观了。秦始皇刻石封禅于泰山，其《泰山刻石》文为李斯所写；法家文辞的特，是缺乏弘大泽的风格。它虽然比较疏，却颇有力量，也可算是当时最好的作品了。展望两汉，封禅之礼隆重而盛大，如西汉武帝在肃然山、东汉光武帝在梁父山封禅，歌功颂德的封禅文，都是名家大作：司相如的《封禅文》，是汉代首先现的佳篇。它说明封禅的开始，叙述历代帝王，显示好的符瑞，反映盛大的功业，歌颂当今，超越往古，宣扬德，贤于列圣；用吉祥的符瑞来歌颂，用泰山盼望帝王的临幸来赞。这篇司相如最后写成的《封禅文》，其实是汉代封禅文的新作。到东汉光武帝时的《泰山刻石文》，则是张纯所写。它的开始是学习《尚书》，末尾却写得如同祝辞；其中引用不少纬书，叙述西汉末年的离，赞扬光武帝的武功和文德等等；叙事实而说理正确，虽然文采不足，内容却是有余了。以上二家之文，都是泰山上的刻石。至于扬雄的《剧秦新》，班固的《典引》，虽然没有刻石，所写都是有关封禅的事。读《剧秦新》，它的写作显然是模仿司相如的《封禅文》；其中多用隐约诡诈的言辞，因而写了不少神怪之事。但它的整个结构相当严密，文辞有条理而圆和畅通。扬雄自己说写这篇作品已“极尽思考”，可见他是用尽全力了。《典引》的描写，雅正而优；这是作者考察了前人的得失，因而能掌握得当；它表达意义、组成文章，写得富有文采而又巧妙。所以班固曾说：“《封禅文》虽然华丽却不典雅，《剧秦新》虽然典雅但不实。”这岂不是考察了前人的作品就易于认识明确，循其势就容易收到功效吗？至于魏初邯郸淳的《受命述》，不过攀附前代名作，风力不足；写得好像颂，虽然文理还有条不紊，却很平庸而不超。到曹植的《魏德论》，是假设主客的议论，一问一答，文势迂缓，长达千言；费劲不小，却收效甚微，缺乏力量和光芒。

封泰山而刻下帝王的功绩，是称扬帝王来报答上天授予命。远听那山之上，妙的声音十分动人。树立的石碑云霄，封禅的文章传遍八方。封禅大法凝成的佳作，腾空飞舞，有如虬龙。

（三）

（二）

（四）

这是讲至上之德所达到的。丹书中说：“义胜于私就吉利，私胜过义就凶险。”这是指要加以警戒和慎重。因此，警戒慎重可以使德尚，至上之德可以化生万，所以古来七十二个帝王，都曾到泰山来举行封禅典礼。

这文的作用，是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在写作上开始考虑布局时，必须明确其总的面貌。要如《伊训》、《尧典》一类著作树立主，从宏伟富丽方面来选择言辞，使内容合于古意而不致奥不明显，文辞新颖而又不于浮浅，内容能放光芒，文辞能利如锋刃，就是最好的作品了。即使古人把理讲完，方法用尽，后世作者必将有所继承，但只要在文采上不断创新，就一定会超过前代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