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言辞的理要有一定的次第；组成位置有定的内容叫“章”，组成次第有定的言辞叫“句”所谓“章”，就是显明；所谓“句”，就是局限。对言辞的局限，就是联结文字，分别组成句；使内容显明，就是汇总各个句，构成完整的意义。章和句的作用虽然各不相同，但二者的联系是很密切的。人们行写作，是由个别的文字组成句，再把句组成章节，然后由章节组成一篇。所以，要全篇光彩，必须各个章节没有病；要各个章节都明丽，必须所有的句没有缺；要所有的句都优，必须一切文辞都不用。由此可见，抓好字句就能写好篇章，懂得章句的基本理，就有可能写好一切文章了。韵文和散文的写作，篇幅有长有短；分章造句，音节有缓有急：这些要据不同的情况而临机应变，是没有固定的准则的。一个句统领若文字，有待适当地联系，才能起到它的作用；一个章节汇总一定的意义，必须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才能成章。在内容的掌握上，要取舍得当，就如回旋的舞蹈，行列有一定的位置；柔丽的歌声，低有一定的节奏。考查《诗经》的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虽是分章说明意义，但章节和句在全诗中，和在蚕茧上丝一样，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联系密而丝毫不的。开说的话，就考虑中篇的内容；结束时的话，则是继承前面的旨意；因而能文采织于外，脉络贯注于内，前后衔接，首尾一。如果文辞和整失去联系，就像孤独的旅客没有同伴；叙事违反了正常的次第，就像飘的游无安。所以，组合句要避免颠倒，分判章节要照顺序：这的确是文章情趣的共同要求，散文与韵文都是如此。

（二）

至于改换韵脚，变动音调，是为了调节文章的语气。贾谊和枚乘的辞赋，是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就是各人的好不同了。从前曹论赋，不满于同韵的重复，而主张善于变换。陆云也说：“四言句的转变，以四句一换为好。”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嫌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怎如折中用韵，不疏不密，可保不大的病。

总之，理章节有一定的法度，积字成句却没有常规。每个章节的内容要合主旨，每个句的文辞应避免孤立。围绕内容来安排音韵，就能密结合而相互发扬。在千变万化中离章合句，以尽章句之能事。

（三）

（五）

《诗经》的作者把“兮”字写句内，《楚辞》中用“兮”字，常常在句之外。查究用“兮”字组成句，只是为了辅助语气的声音。从舜帝的《南风歌》以来“兮”字的运用已很长久了。曹讨厌用“兮”字，大概是他认为对作品的内容没有什么益吧。至于“夫”、“惟”、“盖”、“故”等，是句开的发语词；“之”、“而”、“于”、“以”等，是句中的常用语；“乎”、“哉”、“矣”、“也”等，则是用于句末的老话。对于说明事理，这些虚词本似乎没有意义，但在句中的作用却是很必要的。明的作者加以灵活运用，组合成完整的作品，将使若个句，靠一虚词的帮助而很好地联系起来。既然虚字还惟恐其不妥，何况所有的章句呢？

至于散文，虽没有固定的句式，但用字有一定的技巧：四字句比较凑但不促迫，六字句虽然较长，但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字句、五字句，是一随机应变的方法。至于诗、颂的一般格式，则以四言句为正格。但《诗经-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诗经-周颂-维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开始于黄帝时期，如《弹歌》这个歌谣就是；三字句的作品产生于虞舜时期，传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发展于夏代，传为太康之弟在洛边所作《五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现在周代，《诗经-召南》中《行》篇就有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在《诗经》、《楚辞》中已搀杂现；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两汉时期才完成。随着发展中内容不断复杂，各句式就据不同的情况而更换使用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