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引用故实得当，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陈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报孔璋书》中说：“葛天氏时的音乐，千人合唱，万人相和，听了这音乐的人，对古代的《韶乐》和《大夏》都有所轻视了。”这就是引用古事的谬误。查葛天氏时所唱的歌，唱与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相如《上林赋》中说：“演奏陶唐氏的乐舞，听葛天氏的音乐，千人齐唱，万人齐和。”所谓唱和千万人，不过是司相如的主观推测。其所以不真实地夸大《葛天氏之乐》，把“三”扩大为“万”，是由于作者据《上林赋》写，以致造成这荒谬的。又如陆机的《园葵》诗中说：“葵能荫庇其足，只不过一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理却有千千万万。”关于“葵能保卫其足”，原是孔讥讽齐国鲍牵的说法；“葛藤庇护其”，原是宋国乐豫对宋昭公说的话：这本是两码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张冠李的错误；如果认为“庇”字比“卫”字好，则又改变事实而有失其真，这是不确的病。以曹植的明熟练、陆机的沉细致，还难免有误；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把“河西”误作“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木材好的，便用斧加工；事义好的，就用笔墨写下。能如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

（三）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产生，学识则是从外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到他在石渠阁阅读大量图书之后，便写成了优的文学作品。内才外学相辅而成，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说：“张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学问肤浅，见闻不博，只知拾取崔骃、杜笃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源何在。”这就是孤陋寡闻的病了。儒家经典内容既厚，书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言辞的渊薮，启迪才思的宝库。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力，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不能制成袄，少量的掌也不能吃饱。因此，综聚学识须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考校选择必须确，取的理应该实：这些优集中起来，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三国时刘劭在《赵都赋》中说：“平原君的门客遂，呵叱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盛的秦王，迫使他击缶为乐。”能够像这样运用故实，就可算是抓住理而又意义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这就如像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门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如果把微的言辞、妙的故实，用在无关宏旨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把脂粉黛墨抹在前了。

（四）

的写到殷末箕的贞：这只是简要地举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理的例。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中的话；司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二）

总之，儒家经籍宏富，文辞和义理都有永恒的意义。它像江海那样广大，像昆仑山的珠玉和邓林那样繁盛。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好的珠宝全可赠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其，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