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时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冷饥饱都不去，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鸣了，手心发，脑发，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打一通夜的麻雀，我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这一呢！

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作；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①——

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规律，差不多全是那一“关”的功劳；自然，那回要是没能走过来，可就似乎有些不妥了。“二十三，罗成关”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

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

“先生”是位太医院的，给我下得什么药，我不晓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晓得要药方来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发已全与我脱离关系，光得像个磁球。半年以后，我还不敢对人脱帽，帽下空空如也。

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为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既要非作个新人不可，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疸。我请来三给我说情，老母泪了。我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婚约到底是废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恰巧，这时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顿。我便辞了差。有的人说我太负气，有的人说我被迫不能不辞职，我都不去。我去找了个教书的地方，一月挣五十块钱。在金钱上，不用说，我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的都是可的学生们。除了还烟，我把别的嗜好全自自然然的放下了。挣的钱少，作的事多，不肯钱，也没闲工夫去。一气便是半年，我没吃醉过一回，没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一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而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①——

我只是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没有答应过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这么一，以便自解自；什么我都可以，就是不能再往“那里”去；只有这样，当清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放在荒唐鬼之群里边去。

病的初起，我只觉得混发僵。洗澡，不汗；满街去跑，不汗。我知要不妙。两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药，无效。夜间，我作了个怪梦，梦见我仿佛是已死去，可是清清楚楚的听见大家的哭声。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来了。

①老舍作小学校长时，曾被学务局派往江苏考察小学教育。1920年9月，老舍任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又曾任京师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北京教职员公会小学委员等，所以他的报酬较优。

可是，烟，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血！

①过了“关”老舍加了基督教。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七期载：“舒舍予…年二十六岁，北京人，民国十一年领洗隶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曾任京师劝学员、南开中学教员，北京地方服务团事，观任京师第一中学教员，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这时，他抱定了为民为国牺牲之念，更名“舍予”基督教的博神影响了老舍的一生。不久，因教会关系，由易文思介绍他去英国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