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离于者，无忧亦无怖。”

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于“五四”新文学的学惯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国家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景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长期于比较张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从容、厚重，更长久的稳定。“文化中国”是金庸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本策略，在此基础上，金庸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国民和政治文化等问题行了广泛而的探索及批判。

金庸所写的多民族中国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中心，但他有意塑造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的男女英雄形象，以此表达了他的民族国家观。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

由故生忧，由故生怖。

二民族大家的中国

上述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腻微的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关于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说了如指掌，从而写来挥洒自如。《天龙八》中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轻描淡写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手，他在给天下英雄们说法时，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研究者是很难讲来的。再如《飞狐外传》中圆与胡斐分别时所念佛偈：

“一切恩会，无常难得久。

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金庸小说对“少数民族”表现与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同的偏，在他所涉笔的每个少数民族中，都塑造一至数个不同凡响的人，或则襟博大，或则武功神奇，或则侠肝义胆，或则谋远虑。仅从纯粹正面的意义讲，就有木卓、霍青桐、喀丝丽、阿凡提、哲别、九难、何铁手、萧峰、段誉、完颜阿骨打、赵、小昭等十几个。其中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第一女——香香公主喀丝丽，便都是纯粹的少数民族血统。

《天龙八》中的萧峰，本来是中原丐帮帮主乔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把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然而祸起萧墙，突然有人拉最权威的证据和证人揭发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于是他被逐了丐帮，此后受到一连串的谋诬陷，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的考语，被视为鬼一般的“大恶人”在查寻自己世、洗雪自己冤屈的过程中，乔峰经历了数不清的心痛苦。后来他得知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现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倚天屠龙记》中代表家的武当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家的华山派显然压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众多门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家仇国恨两难报，茫茫神州无存，只得远走海外，真如孔所云“乘桴浮于海”《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贯耳，然而这位天地会的首领，外不能完成“反清复明”之大业，内不能平息台湾岛内之党争，不但被韦小宝一再蒙骗，而且最后死在一个平庸小人的手中，毫无一丝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分析与批判的。从时间、空间和内组合等诸多方面，金庸从文化上写了一个“大中国”但这个“大中国”只是中国自历史发展的艺术再现，与西方造和想象的所谓“中华主义”毫不相。

类似这样的令读者刻骨铭心的细节非常多。《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过两菜，一叫“二十四桥明月夜”一叫“好逑汤”描写得绝，令人垂涎滴，而且放夺目的中国文化光芒。许多读者都能够记得金庸小说中一系列饶有情趣的细节，那些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就连韦小宝的骂人话中，也散发着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的。

金庸小说确立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家形象，但同时大力批判了汉族中心主义。

据笔者统计，金庸15小说中，至少有12涉及到两个以上民族的人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著《天龙八》，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南诏）、吐蕃（藏）、大辽（契丹）、西夏（党项）、大燕（鲜卑）、女真等众多民族区域，加上摆夷人（刀白凤）、天竺人（哲罗星）等，涉及民族类将近10个。金庸小说所涉中国古今民族共有汉、蒙、回、藏、满、苗、维吾尔、哈萨克、契丹、党项、女真、鲜卑、摆夷、昌、焉耆等十几个，加上外国民族如俄罗斯、波斯、牙、荷兰、比利时、天竺、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计二十余个中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