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就“文章惊海内”不几天就“书札到公卿”几大作问世后，他辗转回到祖国，一上岸才知，自己已然是著名作家，幽默大师了。他的创作态度好像是“游戏消遣”式的，但他又与鸳鸯蝴蝶派不同。鸳鸯蝴蝶派一是成帮结伙，二是赶时髦凑闹，三是立场多变。而老舍虽然朋友满天下，但不帮，不结党，除非形势所迫，不参与别人发起的什么运动，而且一贯以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创作，很少随波逐。他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成了新文学的小说大师，文学界和他自己都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和谐。

除了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老张的哲学》和《赵曰》在思想上也与新文学格格不。老张并不是纯然的旧派人，对这个人的讽刺并没有多少“反封建”或者“个解放”的意义。对老张行的主要是德批判，老张是被作为一个“坏人”受到尽情的嘲和挖苦的。而这德批判的发，则是传统的，老张的惟利是图，损人利己，都与“世风日下”的新思有关，在小说的叙事者看来，正是传统社会的崩溃，才导致老张这样的坏人横行于世的。《赵曰》则直接把矛对准了“五四”青年。在小说的叙事者看来“五四”新青年的生活就是，不读书、不上课，打老师、骂校长，穿着运动服睡觉表示时髦，背着冰刀去冰场，不为溜冰而只为勾搭女学生…这样的观在“五四”青年和我们“五四”神的继承人看来，当然是误解甚至是污蔑，但不能否定的是，这其实正是广大民众的真实想法。老舍说了民众的心声。在沈从文的《萧萧》里，也有一段叙述乡下人怎样看待女学生的文字。乡下人认为女学生就是随便钱和随便跟男人睡觉的一女人。但沈从文并未以此作为自己的观，他只是以此来形容乡下人的淳朴和愚憨。而老舍对新人的这看法，却延续在他全的创作里。

老舍知自己成为新文学小说大家后，自然要收敛他的稽，写正经的货示人。这用北京话说，叫“知好歹”老舍这样的人，面第一，你只要对他尊敬、和气，让他多少活都行。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写了批判吴祖光的文章，其中一个理是：“我的年岁比他大，力比他差，也比他忙。但解放这些年来，我写了好几个戏，而他却一个也没写。…他自己写不来，只好怨恨共产党领导错了。可也奇怪，我与他都在党的领导下，我能写而他不能写，难这真是党的错吗？…吴祖光，回吧！”（《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这段话今天看来颇为可笑，老舍理解不了吴祖光这样的作家为什么对共产党有意见，在他看来，有这么好的共产党领导着，不好好活，真是“不知好歹”这完全是一个朴素的劳动者的思想，而不是把党的事业就当成自己的事业的“五

然而若是单独看看老舍的前两作品——《老张的哲学》和《赵曰》，假如老舍不再继续写作的话，那么仅凭这两小说，完全可以把老舍列鸳鸯蝴蝶派的“稽小说家”中去。当然，这是比较级的稽。假如老舍的这两小说不是发表在《小说月报》，而是发表在《红玫瑰》或《新闻报》的话，那么老舍无疑就是鸳鸯蝴蝶派新一代的稽小说领袖。在二三十年代之，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中心开始由南向北转移，新一代的北方作家以改革的姿态成为大众读领袖。在社会言情小说方面现了张恨，在武侠小说方面现了还珠楼主，在稽小说方面现了耿小的。耿小的虽然也号称是“泪的笑”但跟老舍比，气派和技巧都相差不止一筹。老舍能让人笑得捧腹，也能让人笑不能。《老张的哲学》和《赵曰》完全可以说是鸳鸯蝴蝶派稽小说中兴的里程碑。耿小的后来有一《时代群英》，主题和内容与《老张的哲学》相似甚多，主人公始觉也是在自己开的学校里开商店，但阅读觉是恶噱过多，缺乏严肃的批判底蕴。而《老张的哲学》虽然老舍自谦是“搔新人的”但自有一正气和大家风度布于字里行间，这也是老舍不可能与鸳鸯蝴蝶派为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