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目的论和“准唯主义”的死亡观，闻一多经常将人的实存看成对灵魂的束缚和监禁。《红烛》里将“灵魂”与“监狱”对称，《宇宙》则说：“宇宙是个监狱”《与》里也写：“一心只要飞去找你，/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心》更是一篇要“冲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作者的潜意识里有一“弃生向死”的冲动，《红豆》中说：“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死是我的休息”《死》这首直接讴歌死亡的诗作更是发尽情的礼赞：“啊！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让我淹死在你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底馥郁里！”显然，诗人向往着一壮烈的死，一富于的死，他将这样的死视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归宿“死是我对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闻一多有三首怀念早夭的女儿立瑛的诗，即《死》里的《也许》、《忘掉她》、《我要回来》。这三首诗写得异常舒缓平静，丧女的悲哀几乎完全被诗人对死亡境界的心描绘所洗净。《也许》写女儿的长眠是去听“蚯蚓翻泥”、“小草”的音乐；《忘掉她》说忘掉女儿“像一朵忘掉的！/像风里一梦，/像梦里的一声钟”；《我要回来》形容女儿之死是“一风把残灯熄”“一只冷手来掇走了你”这与后来兰的《哭亡女苏菲》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诗人似乎对死者所前往的那个世界怀着下意识的向往，写死后如写生前。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有《红烛》和《死》两本，此外的零星诗作屈指可数（《奇迹》，《渔曲》，《教授颂》，《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一生的路选择。闻一多属于“诗与人合一”型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则是一首节奏烈，富于“绘画，音乐，建筑”的昂扬的诗。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国》，文中说：

鲁迅先生说民

！”《剑匣》的主人公“展玩着我这自制的剑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烂果》和《死》都对丧失生命的客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和雕琢，结果是使客焕发了崭新的生命，烂果中了豆绿的灵魂，死里争艳着翡翠、桃、罗绮、云霞，可谓是“烂极生”“死而后生”《末日》一诗更是全方位地发挥了闻一多的格律化技巧，从“绘画，音乐，建筑”几方面将死神写得栩栩如生。

闻一多有几首诗写到普通民众的死。《荒村》写战争后的村落“瞧不见人烟！”《天安门》以一个洋车夫的吻写军警镇压学生“咱二叔年死在杨柳青，/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听说昨日又死了人，/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飞》写一个叫“飞”的洋车夫“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里漂着的尸首。这些死的内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语形式呈现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诗人看来没有诗意，甚至有几分令人担忧恐惧，《天安门》最后一句写：“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诗人不喜这样的死，他在《夜底泪》中说：“战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闻一多喜以音来结束，以超越来收场。他诗作中的转折喜使用问号尤其是叹号，结尾使用叹号更是成了下意识的习惯，闻一多以叹号结尾的诗作多达五十余首。这成为闻一多生命轨迹的实的谶纬。

我希望自由，正义，理想的血要在天安门，在铁狮胡同，但是也要在笔尖，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最完，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伟大的死等于伟大的诗，闻一多终于以生命实践了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着招致死亡的极大危险，但他却似乎视而不见，甚至是迎着死亡无畏地前行。对于自所的法西斯恐怖环境，闻一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涂的学者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那样认为国民党是保护民主自由的党。当“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授急会议上愤怒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