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因为第十四师团恰好是豫东战役的日军主力，也就是我在本书中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凶恶敌人。中国方面迄今所能发现有关第十四师团在这一时期活动的历史资料不仅相当有限，而且大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该记者最后一篇战地报道发自“中支那”即今天的河南省，时间为1938年6月，内容是土肥原部队攻占开封城，此后“清水岩太郎”的名字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猜测只有两种解释比较合理：一种是因故去职，不再担任战地记者。另一种就是“玉碎”也就是死了。

作为侵略军组成部分的“笔武士”以笔作刀，起到挥舞屠刀的日本武士难以起到的美化战争和毒害日本人民心灵的作用，但是如今这些“精神战果”却作为不容抵赖的铁证把日本侵略者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我们重新认识过去那场战争提供新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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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天，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匆匆结束豫北扫荡，开始强渡黄河。

“七·七事变”爆发当年，从日本军方公布的所谓“战绩”来看，侵华日军的“优胜者”应当非土肥原第十四师团莫属。这支主要由学生、市民和农民组成的侵略军深入中国腹地最远，攻占中国城市最多，击溃敌军数量超过自身十几倍之多，但是伤亡人数却最低等等，创造一系列战场奇迹。因此一些狂热的日本报纸就把该师团吹捧为“支那克星”也有人将土肥原贤二称作“模范师团长”不一而足。事实上第十四师团自塘沽登陆以来，一路攻陷天津、北京、石家庄、保定、运城、太原、长治、新乡等大小城市数十座，扫荡河北、山西、河南数省，而他们的对手大多弃城而逃，并没有形成真正坚强有力的抵抗。土肥原的战绩引起许多师团长嫉妒，有人将他的胜利归咎于运气好，或者不战而胜，因为当第十四师团在华北战场如入无人之境时，声名赫赫的坂垣第五师团却陷入惨烈的平型关伏击战，而第二军也不幸遭遇像台儿庄那样的强劲抵抗，两个主力师团伤亡惨重一度后撤。但是上述说法到底有欠公允，毕竟第十四师团征战数千里，攻城掠地战果累累，难道全都因为交了好运的缘故吗？

个中秘密只有土肥原自己清楚，那就是他大半辈子在中国的特务生涯派上用场。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自认为是个政治军人，不像大多数日本将军头脑简单，除了打仗对敌人一无所知。比如驻防河北的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自“西安事变”后一蹶不振，根本无心打仗，土肥原就事先派人同他达成秘密协议，只要退避三舍虚晃一枪，皇军决不攻击他的队伍。于是万福麟果然按照协议放弃保定和永清地区，退过京汉铁路相安无事。同样的例子还可见诸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伊始，华北数省未经激烈抵抗就迅速沦陷敌手的主要原因。土肥原对这些遭受排挤的杂牌部队又打又拉，后来许多人公开投降日本人，变成助纣为虐的“皇协军”都与这个前特务头子的暗中策反不无关系。

但是寺内总司令一道严厉命令改变了第十四师团的进军方向，土肥原不得不转而踏上黄河对岸的山东土地。关于派遣军意图和师团今后任务，他和幕僚作过种种猜测，一致认为最大可能就是攻占菏泽为止，以保持策应徐州和屏护派遣军侧翼安全的作战态势，也就是继续执行牵制性作战的任务。

黄河枯水期大大有利于日军渡河，对岸守军仅作短暂抵抗便匆匆撤退了，于是鲁西南重镇菏泽城就在侵略者面前暴露无遗。菏泽盛产牡丹，素有鲁西“牡丹城”之称，但是这座千年古城更是中国军队的辎重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情报表明，第二十集团军下属第二十三师已在城外严阵以待，当土肥原下令坦克大队搭载搜索大队（营）全力前进，务必击溃敌人夺取该城时，参谋长担心后续部队有可能跟不上，导致攻击乏力增大伤亡。但是土肥原毫不担心，他轻蔑地说：对付这些支那人，我看两个大队足够了。

参谋长提醒他说：可是空中情报表明，荷泽以南还有东北军三个师啊。

土肥原哈哈大笑，他说：我敢打赌，万福麟除了撤退什么事也不会干，请执行命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