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震惊，这样一场野蛮、血腥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日本记者里却是那样令人向往，充满神圣的献激情和民族自豪，我相信这恰好就是日本天皇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罪恶之一。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充斥日本国内化侵略战争的绝大分战地报和照片都是自这支“笔队”的所谓赫赫战果，至战争结束，在战场上“玉碎”的“笔武士”多达数百人。在我大量查阅日方资料过程中，这个署名“清岩太郎”的战地记者屡屡引起我的注意，因为该记者在中国战场不仅表现异常活跃，从战争爆发到次年，他在日本国内主要报刊上发表战地报和通讯文章多达数十余篇，而且他的报内容主要为华北战场土原第十四师团所谓“战绩”据此推断他应为派驻该队特派专员（记者）。

资料记载“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发生之初，日本各大报刊争相派随军记者（或特派员）多达二百余人，其中仅《朝日新闻》一家就达八十余人，日本军方也急招募或者培训战地记者约一百名。这里需要加以说明，随军记者同战地记者并非一回事，随军记者是随军采访的记者，份还是老百姓，而战地记者却是军队编制，换句话说就是记者工作的军人，随时都要拿起枪来战斗。随着中日战争扩大以及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地记者激增至二千余名，这些主要以笔和照相机为武的日本军人转战中国乃至亚洲战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纵舆论和蒙蔽民众的主要宣传工。

我查阅战争初期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几家报纸杂志，比如《支那战争周刊》、《大东亚圣战特辑》、《每日前线快报》以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等，都能读到战地记者发自中国战场的消息、报、特写、通讯、纪实等等文章，可以想见这些踌躇满志的“笔武士”是怎样活跃在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战场上。比如一个署名“清岩太郎”的战地记者在回忆自己走上战场经历时写：战争爆发…中学生是多么富有理想啊！一唱起国歌，浑的血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我和河边君、野岛君都是好朋友，本来野岛君要到欧洲留学，河边君很有希望加职业俱乐，而我父亲则希望我继续上大学造，但是我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光荣伍…检时我们三人都达到了甲等一级，我们真是幸运者啊…记得那时候女同学私下里都很羡慕我们，我收到过“此去必如盛开的樱之飘逝”的好祝福…（《圣战之路·大东亚圣战特辑之九》）

（注：载《日本人中的二战》，中央编译版社2003年版）

他在闻名全国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近旁建起占地数百亩的“建川（私立）收藏品博馆聚落”投资达数亿元，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当数抗战博馆，分为“共军抗战馆”、“国军抗战馆”、“军馆”、“日军馆”、“汉馆”、“俘虏馆”等，馆藏文展品达数十万件，其规模已经超越国内同类博馆，堪称首屈一指。

当新兵的时候，脸被人用竹、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会怎么想。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就能成，不成是因为没有，没有着试试这想法。（伊藤真治，六十三岁，退休教师，岐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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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馆还珍藏有大批从日本和海外搜集回来的战争资料，包括书刊、画报、专辑、专刊、号外、报纸、宣传画、政府文件、军方文件、命令、电报以及日军官兵的战地日记、书信、照片、作战记录等等，简直就是一座研究日本侵华罪证的档案文库。对我来说，这些战争文弥足珍贵，因为它将为我重新审视那场金戈铁的抗日战争提供另一视角，那就是循着日本人的光读解战争，使我得以找到许多隐藏在战争背后的事实真相，揭开一些至今仍然困惑着我们的历史谜团。为此我要格外地谢博馆主人樊建川，他破例向我开放这些尚未对外公开的历史资料，朋友C君是个日语教师，他志愿担任我的翻译，使我得以大半个世纪以前作为我们民族凶恶敌人的日本人的战争世界。

当时日本军方称其为光荣的“笔队”而战地记者就是所谓“笔武士”

战争是个恶，这个恶藏在日本国民心中。

我的朋友樊建川是个抗战文收藏家。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只有十五个常备师团，但是战争爆发当年就激增至四十个师团，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更是扩展到号称三百个师团。在当时只有不到一亿人的日本，征召数百万士兵就意味着这个岛国所有能拿动步枪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战场。要不是日本举国一致效忠天皇和拥护战争，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岛国民族何以迸发如此惊人的战争能量以至于险些改变亚洲和世界历史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