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除了上厕所，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都把脸埋在臂弯里睡觉，睡不着我也把脸埋着。我怕人家注意到自己，怕列车员对我进行询问，怕查票。后来听人说，每天晚上九点左右，长途车上要查一次票。

我像害怕上法庭一样恐惧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心跳如擂鼓，坐立不安。始终没有使用的盥洗池旁那块镜子里，映出我紧张的发白的脸色，眼睛里是一片惊慌。只要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出现在我跟前，我就拼命地用牙齿抵住自己的舌头，不使上下牙齿打架的格格声传出来，不使自己沉不住气而喊出声来。

谢天谢地，不但第一天晚上没查票，连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查票。

高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我就昏昏沉沉地一路上睡到上海车站。

听知青点去年回沪的男知青说过，混票到了上海站，不能从正门进出，可以沿着铁轨，往旱桥方向走，走个两三站路，就能绕出上海车站了。我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提，谁会想到我是从遥远的贵州回来的呢。

下了车，我尽可能装得坦然自若，尽可能显出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逆着提箱扛包匆匆而行的人流，往旱桥方向走去。

刚走出一二百步，一个披蓝布棉大衣的胖子从横里插到我跟前，吼道：

“喂，站住！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我停下脚步，轻轻说。

“回什么家啊？”

“回自己屋头呀！”

“胡说！一看你那样子，就是个逃票的知青！”

“我是回屋头嘛！”我委屈地叫起来。可一听清自己的声音，我就傻了，两年来生活在贵州乡下，我已学会了一口贵州话，慌忙之际，我回答人家时，吐出来的全是贵州腔，这还怎么能冒充上海人呀。

我懊悔极了，到都到了，列车上没让人逮住，却在车站被人抓住了。

胖子招了一下手，眨眼间围上来五六个戴着上海民兵红袖章的壮汉。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教训我。

他们是一伙什么角色，我心头是清楚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就是原先“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是夺权的造反派自己抓起来的武装，惹恼了他们，那是要被拖进去打的。我忍气吞声，随他们说什么都不还嘴，跟着他们朝车站大门口走去。

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下火车的旅客人流，见我被围在中间，多少人的脸朝我转过来，多少双目光刺向我的脸啊。我简直不敢朝两边瞅一下。我想站停下来，等人们走光了，再朝前走。可刚停下步子，五六个民兵异口同声朝我呵斥起来，下车的人流干脆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