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旁，操起话筒，问电话号码，给逃票者的父母单位挂去电话，大声报告他们的子女回来了，没买车票，现在正押在火车站，请立即携款来补票，带回自己的子女。

有不愿说话，不愿报家庭地址、报父母单位的，也有痛哭流涕哀求的，甚至冷嘲热讽骂他的，都不会引得他激动。他只是默默地瞅你几眼，然后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照样机械地、温声和气地发问。

见他问过了两三个人，我就在扪心自问，我怎么办，身上没钱，要有钱，我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要报父母的工作单位，我怎么报？爸爸在奉贤的“五·七”干校，电话打通，他赶上来，至少要等到晚上。再说，爸爸是那么种身份，消息在他们干校传开，影响了他我怎么担待得起？

钱，都为的是钱。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我焦急，我难受，可我仍是一筹莫展。

“叫什么名字啊？”终于问到我头上来了。

“我…李丽…”

“真名还是假名？”

天哪，这人真厉害，对其他人没问这一句，为啥我一答话，他就追问呢。

“真的。”

“在农场还是插队？”

“插队。”

“哪个省？”

“江西。”

“什么县？”

“铜鼓。”阿弥陀佛，幸好我记得，下脚坝知青点的姑娘中，有一个总和江西铜鼓县的同学通信。

“什么公社什么大队？”

“歇凉公社下脚坝大队。”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了，只好把歇凉寨大队下脚坝生产队搬到江西铜鼓县去。

“好。在哪儿上的车？”

“向西。”我记起了江西有这么一站。

“补票，十四块七。”他说得那样肯定，无须身旁的助手替他核算一下，准有过一个向西车站上车的人撞在他手里了。

“我…我没钱…”

“真没有？”天啊，我准在哪儿露出了破绽，他怎么对我盯得这样紧呢？

“真的没有…”我掏出了皮夹打开来，又翻衣袋。

“没钱你为啥回来？”

“我…”想到我为啥回上海，我的眼泪怎么也管不住了，扑簌簌地往下直掉“我受不了啦…”

“少来这一套。说吧，你妈妈在什么单位？”

“妈妈死了…”

“什么？”

“我妈妈死了…”

“那你总有爸爸吧？”

“有。”

“他在什么单位？”

“原来在市监委。”

“现在呢？”

“在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