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讲起为什么会突然跑回家来，讲着讲着，讲到那一夜大几乎淹没保房，而吴大中企图侮辱我的时候，我失声大哭…

爸爸的睛瞪直了，光是烟，廉价的劳动牌，一边一边咳嗽。他听完了，什么话都没说，以后的四天里也始终没提这事。只在临走那天夜间，给我留下个月的生活费时，多拿了十五块钱，嗓音沙哑地说：

“校的同志说，陆朝龙虽是公社副主任，明目张胆地开后门，怕也难办。”

爸爸皱皱眉：“大年夜不到，他不会回来的。”

陆朝龙所在的宽桥公社，年年都有招工名额。特别是市区的宾馆、饭店，每年总要到他们那儿招收服务人员，指定要姑娘，五官还要端正一的。如果能转到市郊的宽桥公社来，一两年内上海，那是没问题的。

我心里仍对哥哥老大不满，人家有正经大事要同他商量，他倒请个人上门一趟，丢下十块钱就算完事。不过想到陈谷康同哥哥毕竟是两个连队的，也许并不熟悉，我也不便多说了。

“那现在…”

爸爸和我之间，只剩一层窗纸没破了。就让我主动破吧，省得爸爸为难：

“办法倒有一个，就看你愿不愿意。”

我早猜着了。爸爸一谈这个话题，我就猜到了。但我沉默着，我在忖度，也许，这并不是校的同志主动跟爸爸谈的，而是爸爸托人找的门路。

“你看呢？玉苏。听你讲过那一番遭遇，我考虑，你再回贵州歇凉寨去，不合适。”

“没有。没有回信不更说明他要回来嘛。今天不来，可能是买不到船票，可能是到他值班。”

“等哥哥回来，一起商量。”

什么开销啊，要买米、买菜、买油、买煤球、买盐、买酱油，平时爸爸和哥哥回上海来，大概都是到打“游击”并不在家煮饭吃的，家里啥都没有，啥都得买。我剋得很，样样东西算计着买，十块钱还是一下就光了。幸好爸爸的汇款很快到了，不几天，在崇明前哨农场的哥哥，也给我寄了二十块钱。我一下成了个“大富翁”在上海混一两个月没问题了。

“那他节为啥不回来？”

“爸爸，有什么办法转到市郊来呢？”

接着，爸爸又说了陆朝龙的意思，他无意在宽桥公社的范围内找对象，他还是希望在市区找，即使市区的姑娘不愿意，哪怕是市区去队的也可以。

陈谷康倒混得不错，当副排长了。他说，只等他爸爸的问题一朝解决，他的

节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跟我谈起了陆朝龙。他说这是校一位同志主动提及的，这陆朝龙是那位同志的亲戚，说他本来也是上海人，上山下乡的时候，他走的是“自寻路”的队落路，他所在的公社就在黄浦江对面，摆渡到浦东，坐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甚至比在闵行上班的工人还方便一。更主要的是陆朝龙下乡后表现突，又有当地的亲戚提携，两三年间，已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前程远大。

“碰到那个替你垫车票的同学，把钱还他。”

爸爸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提起这个人，我很。果然，随后几天里，他侃侃而谈，把陆朝龙的情况彻底地给我介绍了。

“但愿…”

“值班吧。每个连队规定了必须留下多少人，要不，整个农场就走空了。”

“会的。我特地写了信去。”

年初四那天，中学里的同班同学陈谷康倒找上门来了，他说他同哥哥都在前哨农场，两个连队挨着，棉地接棉地，只隔着一座桥。他说是哥哥请他来的，给我捎来十块钱，要我过了节多住些日再走，他力争在节后回来。

“那就没办法了。”

“要有办法，爸爸当初也不会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了。”

月底，爸爸回来了。两年不见，他成了个老，两鬓染霜，动作迟钝，说话低声下气的，脸也在校晒得黑红黑红。角那些成扇状展开的鱼尾纹，像刀刻上去的一般。

我真恨哥哥，过节他也不回来，我两年回家一次，他都不愿回来同我团聚。这一我不得不佩服爸爸，他毕竟比我更了解自己的儿，早知哥哥不会回来了。

可我仍然非常俭省，甚至可以说是吝啬。匆匆忙忙逃离歇凉寨，连件替换的衣裳都没有。一回到家，我就翻箱倒柜。抄家之后，从十九号大院二号小楼搬到瑞仁里的，就是一只被柜，一只箱。翻了半天，总算翻了几件故世的妈妈当年穿的半新的衣服。在家里，我就穿这些旧衣裳。上街时我才换上穿回来的那。好在我也不常去，不像那些回沪后聚在一起的知青们，有空就去逛路，到一家一家去串门。

“他回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