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呼我全打过了，散会！”

幸好他当机立断，要不，女民兵排长准定又要站来向他这个汉抗议了。

矫楠的脑里不时地浮动着梦境里的那双睛，一个迫的问题了来，夜间，要不要到宗玉苏的小卖里去呢？他同宗玉苏的关系，在连队里还是秘密。他俩之间的情，还于那比朦胧稍稍明显一的若即若离的阶段。可他到她那里去，是瞒着人的，是偷偷摸摸的，每次去，都是向班排长找个借请假的。万一他和宗玉苏的关系被人觉察，会不会也遭到像那个贺班长一样的下场呢？

矫楠不曾想到，被他打倒在地擒获的“黑鳗鱼”真的像传言中说的那样，是个亡命在逃的杀人罪犯。这么一来，整个歇凉寨集和大队都受到了县公安局的表扬，县里面还特地给大队里送来了一面锦旗。于是乎，矫楠、宗玉苏、郁、杨文河几个人的名字，就在知青中间响开了，公社、区、县的也重视他们了。事情发生的当年，县里面要组织铁路会战民兵团，还决定每个民兵连四个排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女民兵排。女民兵排的名额，照规矩摊分到各个大队。偏远闭的歇凉寨大队，也像好些山乡村寨上一样，要动员一个农村姑娘远门，简直比登天还难。吴大中自然而然把脑转到了知青上，每个大队两个女民兵名额，让女知青去，一个是余云，一个是宗玉苏。理由是动员时她们都报了名。余云上铁路工地，让她的男朋友郁一路去，互相有照应；而宗玉苏、矫楠、郁三人呢，由于抓杀人逃犯有功，是民兵中的功臣，理该他们去。再说，不少人都在传，铁路修好了，沿途各站都要招收站务人员，对这些知青来说，也算是一个安排。

“我有什么鬼？”

矫楠犹豫起来了。

产队好好教育。事情过去不到三个月，又了一个败类。这是败坏我们连队的名声，败坏我们民兵的名声。我在这里奉劝你们这些少男少女，少给我惹这些风艳事。要谈，脆像人家上海知青郁和余云那样，公开地谈，在一起打饭吃，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赶场。千万莫去钻树林，莫去钻山，更不准像姓贺的那样跑到人家民兵团里扒下坏事…”

队伍左侧的女民兵排几十个姑娘尖声惊叫起来。整个连队一刹那间成了一堆。连长大概也意识到说了过话，猛地提嗓门大喊了两声：

矫楠无言以对。郁的话是有理的，要他和杨文河帮忙去对付“黑鳗鱼”的时候，矫楠没提到宗玉苏，他知这两个人同宗玉苏的关系都僵，怕说了实话他俩不去。事情过去之后，他们俩从没给矫楠穿过这件事，但矫楠心清楚，他们不会看不眉目，看不内中的蹊跷。只是他们不问，他也不想说罢了。在他的心灵，他又何曾不晓得宗玉苏就在近在咫尺的哨街上呢，他又何曾不想去这条少数民族聚居的街上走一走，瞅她几呢！只因为他怕宗玉苏会认为他是去要求恩的，只因为他怕她看透他的心事，再被她瞧不起，他才不去。中学时代给她写信惹麻烦事儿的影，还笼罩在他的心，还刻骨铭心般地刺痛着他的自尊心。

“我不喜吃糖。”

“那去玩玩也好嘛，宗玉苏那里东西不少。”

“我不敢去…”矫楠自己也不晓得怎么会把这句心里话吐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格外地羡慕郁和余云之间的情。郁家是声名赫赫的资本家时，余云同他很好，且把老师和家长的威胁恫吓置之度外；“文革”开始，郁家被抄了，他那个趾气扬、盛气凌人的妈妈被里专政队着去通沟、扫堂，家中一贫如洗时，余云还是执著地着郁，同他一起双双来山乡队落。她是独养女儿，母亲边无人照顾，照政策是可以分在上海的；即便她有在读书期间恋的“把柄”给人抓在手里，还是可以分在“市农”的，在上海市郊的农场里，有工资收，一两个月就可以回一趟家，讲到天边去也比队落好，但是她跑到贵州山乡队来了。唯一的原因就是郁是“外农”郁的命运是队，她愿意跟着他来。来了之后，她

“不敢？”郁睁大一对睛“你连‘黑鳗鱼’都敢打，去小卖就不敢了？算了吧，我知，你心中有鬼。”

广州的果糖在工地上是稀罕。矫楠不想去赚这个便宜：

就这样，矫楠来到了铁路会战工地。郁、余云和他及本大队两个青年农民“小母狗”和“小鸭儿”分在连队里活。宗玉苏呢，福星照，团里的后勤把她了来，在专为一营三个民兵连设立的哨街小卖里当了售货员。哨街挨着一连二连扎在坡上的工棚区，离三连也只半里路，走个来回十分钟便够了。但矫楠很少到哨街去，难得去一趟，也绝不到宗玉苏小卖里买东西。一奇怪的自尊心和矜持支着他。郁问过他：

“我问你，抓‘黑鳗鱼’那天，你为啥只对我们说是自己的事，只字不提宗玉苏？”

“怎么不去宗玉苏那儿买糖吃？余云去买糖，她尽拿广州的好糖卖给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