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例。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弹爆炸时之极端恐怖悲惨景象，认为极不德，因而终致力呼吁控制原，武的使用。他很可以被称为“人主义者”但是，我们住在中国的人，目睹的是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当然会认为用原炸弹使日本投降，终止日军对我同胞的残害，才是真正德的事。这不是以牙还牙的问题，也不必一定是国家民族观念的问题，同样是基于“人主义”那么，是与非，德与不德，究竟如何评判？用谁的标准来评判？

我想，《书评书目》的一些读者，认为文学作品有优，也非有劣不可，多少就是受到这文学批评观的影响。

我知一这样的批评方法。

人生观随人而异，价值观随人而异，而且世上同一件事，也常兼有好坏相对的两面，甚至更多面。在这样的情形下，以任何一固定的人生观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必然引起多数人或少数人的反。这不仅是指文学批评文章而言，也是指文学作品本而言。然而文学之创作，完全不同于文学批评，本来就是要作者用明显或暗方法表达他自己的或他想像来的对人生之看法，不然就不是文学作品了。如此，无论作家自己或他所创人的人生观如何——乐观或悲观，外向或内向，合时或不合时，合教条或不合教条，总是不可能合乎每一个读者的味，或对人生的看法。也不可能使每一个读者都觉得有“真实”所以，作品的优劣若真由作家表现于其中的人生观质来决断，那么，合乎自己味或观的就说“佳品”不合自己味或观的就说“劣品”结果是，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有人说好，也都有人说坏，意见参差纷坛，永不会有一致的结论。不可能现一完的作品，也不可能现一个彻底失败的作品。

那么，什么样的批评方法，有没有一批评方法，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可以不受囿于个人的观？可以确地衡量作品的成败？可以有使读者一致信服的可能，而不必以“见仁见智”为最终结论？

没有固定标准——这就是当我们尝试以作品题材之“对”“错”或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对”“错”来评价文学作品时，必遭遇的一个大困难，这样的文学批评，其论与见解，绝对不可能获得读者一致的同意，因为每人观不同，见解就不同。即使要少数服从多数，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为正不正确的标准，世上却还有千百个其他社会，而其他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见可能完全相反。就算世界上每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今日都抱同样的看法，明日呢？后日呢？千百年后呢？谁又胆敢保证未来？

是非善恶的测量尺标，不但如我例所示，因观或立场不同而有异，因各人经验和所环境不同而有异，在自古迄今的时间之里，也发生过甚大的变动。比如中国古代社会，以男为中心，认为女无才便是德。那时，不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的人都肯定认为这是“正确”的观念，今人却不以为然，女权主义者大概还会说，这是最“恶”最“不德”的思想。由此可见，是非善恶的社会观念，不但受制于“人”“地”因素，也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本没有一个固定永恒的标准。

辨是非”这是一句十分光明磊落的话，可是绝难实行。是非之间，善恶之间，时常没有绝对的分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就以婚姻一事为例。长一辈的人，凭藉自己较多的见闻和经验，往往认为婚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夫妻二人背景相似，如此婚后才易和平相。所以，当一个富家女，上穷教员，非他不嫁，父母就会骂她不懂事，思想不成熟，而认为她对选择婚姻对象的态度，是“错误”“不正确”可是，就女儿来说，由于她一心一意恋这个穷教员，觉得没有了他，生命就全无意义，有了情，任何困难都可克服，便会反过来责怪父母太现实，太势利，而肯定认为父母对选择婚姻对象的看法，完全“错误”“不正确”如此，我们假若要“明辨是非”界定选择婚姻对象的“正确”态度，是采取父母的观？女儿的观？或者来个社会调查，看看赞成父母的人多，还是赞成女儿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是非正误的标准？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常会碰到“情”“理”正面冲突，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有人认为选择情才“对”有人认为选择理才“对”究竟哪态度“正确”？哪“错误”？这当然全是个人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