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侵，时局动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中的国文教员。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洽。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兑之意。全校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四个国文教员，每人教三个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三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教国文成了老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我教三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三个，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虽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飞。此心情，实不足为外人也。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前桃后雪，教人怎敢再回？”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换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在手中。自己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玫瑰的光泽了。

的逻辑。这一举真让我受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火坑。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