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就在“七·七事变”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夫人针线活，或看闲书。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夜才携手回家。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我回信应允。可是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后，亲老，家贫，幼。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了。我回信说明了情况，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没有能见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经去世，岁数也不会太大。一直到现在，我每想到我这位真正的朋友，心内就悲痛不已。

因为哈隆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他同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有来往。又由于哥廷大学汉学研究所藏书丰富，所以招徕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我个人在汉学研究所藏书室里就见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汉学家。留给我印象最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Waley)，他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著名的《津英国诗选》。这一《诗选》有像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Ottovon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有一天，他拿着一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说不定就是明版书。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帮他翻译了一，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却连连。他因为钻研已久，于此，所以一看就明白了。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籍德人了。

支。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寄到研究所内。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上都贴上了黄小条，黄蓝相映，闪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