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待不出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做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把雷管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都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绘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洁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