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三十年呀

1966年50岁男T市某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三十九岁定为高级知积分子——四十岁打成"右派"赶到农场掏粪——帽子一天比一天重——五十岁"文革"遣送农村老家——糊里糊涂当了十年地主——六十岁开始自己奔落实政策——六十四岁回到城里一切全完——七十岁人的梦想

我老了，人一老mao病就多了，说话爱絮叨，可别嫌我啊。嫌吗，不嫌我就说了。我这一辈子呀，打哪说起呢？要说"文革"十年的事儿，还得说这前十年和后十年。加在一块这是三十年。这三十年前因后果都是连在一起的。

四十岁打成"右派"，五十岁遣返老家，六十岁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

我十四岁离家外chu求学，二十岁参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搞铁路设计。五六年那年定为高级知识分子，算副教授，政府还发了证书。我懂得好几门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包括施工、guan理，加上当时年富力qiang，是我们设计院的技术骨干。这可不是瞎chuiniu，有好几条铁路干线都是我主持设计施工的。那时干劲可叫大呀，常常激动得自己夜里合不上yan。

事情最早chu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才刚刚四十岁。有个党支书对我说："哎呀，你是咱单位有影响的人wu呀，你要不带tou鸣放，咱院的运动就搞不起来！"我想也是，放吧，写了张大字报，这就坏事啦。那时我对党没什么意见，真没什么好提的，心里也知dao不能luan说。可我对院里一些工农干bu看不顺yan。因为我在这单位干的时间最长，算个元老，对很多人的来路都清楚，他们gen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职有权，专guan人。有个人事干bu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我就把这些事写在大字报里。这下糟了呀，大鸣大放忽然一转变成了"反右"，他们就批我"攻击党的人事政策"呀，还说我有反党言论，说我说"章罗联盟胆子大"，赞mei"大右派"。我哪敢那么讲，只是私下和一个同事哺咕说，"他们这样反党，胆子真够大的。"被同事揭发chu来，意思也变了。就这点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分子，一下于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当然后来全bu平反了，都是错案。我当时就搞不懂了。心想，mao主席说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百分之一到三，怎么五百个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对我的chu1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jiao待后从主任工程师降成普通工程师，工资由一百四十五块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块，这在我们"老右"中间算是tou等待遇。可是dai帽子总有压力。我也没什么话讲，心说只要好好干两年，帽子自然摘掉，哪能愈来愈重，只能愈来愈轻。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愈往后愈严重。开tou搞工程还让我去当队长，后来只许搞设计，我也没意见，只要让我搞专业就行。到了五九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zuo技术工作，一律zuoti力劳动。我就下去搞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拼命干呀，心说不掉层pi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干ti力，夜里把我叫去开夜车帮忙搞设计，多累也干，张家口那边一千多公里铁路设计就是我打了两个多月夜班给拼chu来的。这时还不算ding糟，打夜班就打夜班吧，总还摸得上自己的专业。

六三年院里办个农场，zhong莱为主。不是闹自然灾害，副食供应不上吗，这么搞，叫自给自足。我就被派到农场干活。这下跟自己专业完全断线了。当时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也有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的，反正全是坏人。最脏最累的活是掏粪，赶粪车到住宅区的化粪池去掏，再拉到农场。这些人中属我力气最大，shentibang，shen高一米八几，算得上一个赳赳武夫，不怕ma踢人。我主动要求"我去干"。粪便在化粪池里发酵后，有厚厚一层浆浮在上边，下边是汤。勺一杓，粪溅一脸一shen。我动了脑jin，改造了粪勺，还拿铁板zuo个liu槽，装在粪车上。这么一搞效率提高一倍。农场里的人都喜huan我，小青年还称我师傅。这时听说上边有指示，给"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个半的指标。我搞不懂，这半个怎么算呀，据说是an比例下来的，够不上四个，所以是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榜上有名"。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干活更起劲。可怎么等也没动静。后来听说，因为庐山会议，彭德怀一闹，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农场有人贴chu大字报说，小青年们立场不jian定，界限不清，和"右派"们打成一团。从此没人理我了。我真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好好表现就能摘帽子。帽子应当一天比一天轻，可事实怎么一天比一天重呢！

转年，科研单位搞"下楼chu院"，设计室门一锁，唿啦全到施工现场去，闹得好jin张。我们一帮"老右"也去了。有许多活别人干不了，还得找我。比方一个地质纵面图，临收工时只有三条线。上边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动图板，他们悄悄夜里把我叫去。我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