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压下来。不过生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粮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的。二百块统一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

四十多个晚上，把二百多米横断面图画来了。图拿去本家都叫好，2.5毫米写一行仿宋字，细致活啊。后来这图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活，画图，还到伙房帮忙，洗碗、洗菜、扫地、倒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拿桶把洗脸放在他们门。这些活都叫我们包了。大师傅说："你们来了倒不错，我们轻松了。"当时一位领导告我说，要考虑给我摘帽的事。他那神气倒不是要骗我。可这回没等我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看这势，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说动！"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我大孩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三块钱的盒放在尸旁边，盒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据。那么多尸，集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放去就完了。哎，那就不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候人死了哪有底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遣送回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东西呀！"他说："凡是级料、级服装、级餐、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当保卫科长。可等第二天抄家就不那么回事了。一辆卡车开来，见东西就往上搬，连破烂也往上搬。当晚我父亲就吓得上吊自杀了。

后来我才知，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儿。跟生产队一接，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我父亲)认识。这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们来。地少，人多，都是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田，一百三十二个人。人一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一年要吃几千斤粮，哪来呢？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上挂个牌，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反革命分"，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刚门槛，就给他们一推说："向主席请罪！"迎面墙上接张主席像。我想，请罪就是鞠躬吧，连来了"三鞠躬"。一个小伙上来"啪"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连请罪也不会！"我赶忙再鞠两个躬。还不行。后来才知，请罪要鞠双数的。三个五个都不行。我们"老右"向来不准参加批斗会，这规矩哪里懂，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了"棚"。

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个站场工程师烧大灶。五个灶，天又，光着磅正得起劲哪，突然来了几个"捍卫队"的人，说："把东西带上，跟我们走！"我想大概要事了。没敢吭声，跟他们去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计院，院里"文革"已经闹开锅。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下边有一帮喊喊叫叫的打手，叫"捍卫红政权敢死队"，都是些年轻有劲的小伙。在我们那个住宅区，有不少级知识分，被抄、被专政、被打成鬼蛇神送棚去，光自杀的就十几个，河、楼、抹脖的都有。开我没被揪来。一来呢，我一直老实改造，不惹他们注意；二来呢，有"两厂一校"主席批示的经验，说我这留职留薪的"右派"属于原地改造，要区别对待，不遣送回乡。我以为自己这样一边眯着活，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