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投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找无线电听敌台？要写上这条，还得叫我现在去听才能算一条呀！我怎么认罪？您说。"说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咙就发痒，要吐血。

管教科长给我一杯热水喝。他"哗哗"翻我的材料，然后一推给军代表，也不避我，说，"看，又是这个！"

军代表看了，没吭声，两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长说："判刑有出入，我们解决不了，现在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需要过认罪这个关，怎么办？我说个办法，从今天起不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说，"不是我提，是天天总对我提这个。"

管教科长说："好，今后我们也不提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批判自己的思想？"

我说："这有，能批。"

管教科长说，"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抓紧点儿。"

转天，监狱召集所有犯人，听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家庭问题呀，白专道路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长就表态说："他的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们给他提提意见，说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长已经说深刻了，谁还敢说不深刻。这就算我认罪服法了，从"血肉横飞学习斑"回到监号里。从监狱里的监狱解放出来，虽然没出铁牢，究竟大不一样。好像从十八层地狱上升到第十五层地狱。

我挺感谢这位管教科长的。在那时，那个地方，人性就这么表现。没多久，他调到市公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来，还有他帮忙。那是后话了。

一个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着出来的一天。何况我的结核病已经扩展到全身。肺结核、淋巴结核，腹结核，附睾结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监狱里的大夫倒是给我认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既不是为了积极表现争取早出来，也不是为了毁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里相当平静了。你问我靠什么为精神支柱，我没支柱。虽然我是政治犯，我却根本不懂政治，那时的政治犯，都不是为政治而去"犯"什么，而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连自己为什么坐牢都不明白，哪来的精神支柱？死活听凭自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