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服從紀律，怕一旦弄到對不起這樣崇高偉大

的黨。說實話我是不慣將身許人，幼年要我叫俞家義父義母就千難萬難，其后亦

不肯在郵局定終身，現在雖做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我亦自己看看不像個黨員。

我原來于知求其必至，于事求其必達，還比他人認真，如我看錯了七七事變

，以為它不會擴大的，及后竟擴大了，我有一年半載切切在心，非到找出了當初

觀察錯誤之故，不肯罷休。又如我在汪政府，終也沒有過一刻兒玩忽，卻是每每

思前想后，他人未憂我先憂。雖然如此，我的性情卻又是對于理論乃至于天下事

的成敗有一種灑然。而且彼時我一面仍敬重托派，一面卻在南京做官，于自己的

思想的衝突彷彿是對之不求甚解，好像陶淵明的讀書。

彼時我自己也說不明白，單是漸漸覺得無產階級革命好像不對，我雖一直不

喜史大林派，而且現在我是跟汪先生在做和平運動，但毛澤東宣佈放棄階級鬥爭

，單是像民兵一樣的抗戰，似乎比托派更有世俗的好。而如此我乃更茫然了。是

和平對抑是抗戰對，這樣的問題我倒還不甚措意，我所弄不明白的是和平或抗戰

的基本，即革命的問題。

在那一段期間，我把學得來的東西都丟開，回到了世俗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想

法，糊塗也罷，幼稚也罷。一次我冒冒昧昧的問汪先生、“和平建國豈不就好，

為甚麼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我們似乎不值得強調反共了？”我亦不過是這樣的問問，其實並沒有卓見，不料汪先生即刻臉上變色，斷然道

、“共產黨無論做甚麼，都是決不可信的！現在我們與重慶爭中華民國的命運于

一線，即在于反共或被共產黨所利用！”但我聽了仍將信將疑，多半不以為然。

我又一次向汪先生說、“和平運動要以東南沿海城市的民族產業資本家為基

層，如此來組織可好？”我這話實在可笑，簡直不像是我說的，那是北伐國民黨

里的新派以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想法，我說時連自己亦不相信，汪先生聽了

當然不納。如今回想起來，汪先生總要算得待我好，我雖說錯了話，他亦不使我

難堪。

還有一次是我與周佛海說起，我道、“我們如今實際只有和平政府而無和平

運動，我們應當發動民眾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商會公廠聯合會等，使

和平運動革命化。”周佛海卻道、“革命又怎樣革法？我說實話，民眾團體又有

甚麼用！”佛海是共產黨過來人，凡從共產黨脫退的，提起革命與民眾團體就反

胃。他的話我當然也不佩服。

可是民間這些年來把革命這個字聽厭了，我便亦厭見林柏生的文章里加進革

命的話，他無非是迎合汪先生罷了。那麼中華民國的一代大事到底將是怎樣的呢？我是后來從離開了汪先生之后在武漢，又后來汪政府覆滅后我逃亡在溫州，纔

弄明白了是民間起兵，而結果是人民解放軍來做了我的相知與佐證，我雖也欣喜

，但是著實咨嗟。我之所以竟能弄得明白，倒是多靠早先那一段的糊塗，那幼稚